我们当然不希望这一切发生,也不愿意总是盯着一个富士康不放,但职责告诉我们,必须把看到的真相告诉公众。没有一个生命,应该就这样被了无痕迹地抹去。触摸那些年轻生命曾经活着的证据,面对他们悲痛无力的亲人,我们无法选择沉默

“九连跳”,把富士康推到了舆论漩涡,人们也把目光聚集在了事发地深圳。但是,不应忽视的是,除了深圳这个大本营之外,富士康就像一个追逐廉价劳动力迁徙的候鸟,目前其生产基地已经遍布全国各大区,员工总数与深圳基地相当,多达三四十万人。

本报记者经过深入调查,揭开了廊坊富士康今年以来发生的两起非正常死亡事件。迄今为止,这两起事件未见任何媒体报道,也未被计入富士康统计的“自杀率”中。

我们无法推测,在廊坊富士康、在其他的生产基地,还有没有这样未被公开的案例。我们只是知道,富士康在这些工厂沿用的都是同一套经营管理方式,而且这些地方工资待遇只会更低、用工环境更不规范。招收了还不满16岁的女工,就是证明。但我们还没有看到类似问题被揭出。

我们当然不希望这一切发生,也不愿意总是盯着一个富士康不放,但职责告诉我们,必须把看到的真相告诉公众。没有一个生命,应该就这样被了无痕迹地抹去。触摸那些年轻生命曾经活着的证据,面对他们悲痛无力的亲人,我们无法选择沉默。

笔者注意到,在富士康自杀事件接连被曝光以后,人们在拷问富士康的管理制度、企业文化,呼吁改革用工方式,提高劳动者待遇,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关注新一代打工者的权益和精神需求。这都是深刻而理性的反思。但与此同时,也出现了另一种声音:不应把责任都归咎于一个企业,这是社会的问题,富士康的自杀率还远低于社会平均水平。

这的确是一类企业的问题,也是对一类企业管理存在空白点的问题。

在问题被集中暴露之前,富士康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神秘的赚钱王国,是打工者向往的“好厂”。其独特的内部管理模式、企业文化,外界只有零星的传闻。员工数万甚至数十万的富士康工厂,就像一个小型的“独立王国”。人多的地方,自然形成一个社会,但在富士康内部,这是一个功能极度残缺的社会。企业安排员工的工作,通过自设的保安部门管理他们的日常生活。在厂区内,企业的法则,代替了政府的管理职能,也取代了社会的服务功能。

富士康员工,被有意无意地分割成一个个分散的个体,缺乏组织,也缺乏关爱,员工之间也轻贱地互称“屌毛”。据知情员工介绍,在深圳富士康,为员工维权的工会,只有区区几个人,工会主席还是富士康老总的助理,很难指望他们能代表工人权益。而管理厂区日常生活的保安,一直以严苛著称。据富士康员工说,保安打骂、罚站等都是家常便饭,甚至还私设公堂、限制员工自由,某些行径与黑社会无异,却不受外界监督和制约。近日,网上流传一段北京富士康保安围殴员工的视频,证明富士康保安的霸道并非只是猜测。

媒体并非只盯住一个企业。最近还有山木培训集团原总裁宋山木对女员工的不光彩行为。不论对宋山木是否最终定罪,可以肯定的是,作为一家教育培训机构的负责人,与女员工发生了不道德的行为。从有关报道可以看出,关上培训集团的大门,宋山木似乎就成了“国王”,还有举报称其对当事女员工“威逼利诱”。如果没有女大学生罗云的举报,在我们的印象中,宋山木至今还是那个频频在街头广告和央视春节晚会上露面,笑嘻嘻的胡子大叔；他在自己企业王国中的另一面,还是会被那堵隐形的围墙掩盖得严严实实。

从富士康到山木集团,私企高耸的管理围墙内究竟都发生了什么?企业规模再大、制度再森严,毕竟只是一个社会公民,不是“独立王国”,总要接受法律的约束、服从政府职能部门的管理。然而,在围墙之内,我们看不到企业工会为保障员工基本权益奋力；在围墙之外,我们听不到地方劳动保障部门、监察部门、工会组织主动发声。

解剖富士康、山木集团这些典型,恰恰可以为解决所谓社会问题寻找一个出口。当富士康的问题逐一暴露,人们自然会追问,那些负有管理之责的机构和部门,扮演了什么角色?为什么放任企业成为围墙内的“独立王国”,而轻易放弃了监管和服务之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