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寒将要创办杂志的消息断断续续已报道了一年多时间。最新报道上说：“如果一切正常运作，《独唱团》确定将于7月1日左右上市。”

出于研究的需要，我曾弄回一些郭敬明主编的《最小说》、《最映刻》、《最漫画》和《I Want》，但翻了几下子就倒了胃口。比如，2009年第12期（六月下·半月刊）《最映刻》上刊发郭敬明的《把孤单岁月分享》，短短1200多字的小文章居然占了六个页码。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每个页码都有郭敬明的大幅照片横躺竖卧。虽说现在已是“读图时代”，但连续让我读郭敬明的图我就觉得郁闷。长得又不好看（韩寒语），显摆什么呀？

但据说郭敬明的杂志卖得很好。2009年过年回家，我在家乡的一个小县城里看到郭敬明的杂志扎堆码在书店最醒目的位置，不由得让我叹为观止。我意识到，“学会把书当成鞋来卖”（书商沈浩波语）的时代终于来临了。

不过话说回来，《最小说》毕竟不是耐克鞋，卖得好并不等于自己有品位。而对于郭敬明杂志的品位，韩寒已有清醒的认识。去年接受《南都周刊》的访谈时他曾说过：“他（指郭敬明）告诉人家爱马仕有多好，但是以他的读者的购买力，可能买本他的杂志都够呛了，你给他灌输这种思想，而且看他书的孩子还小，多是90后，他给他们灌输这样的价值观是不对的。事实上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价值观，不分对错，但是分贵贱，他灌输的价值观是很贱的价值观。”

从价值观上来批评郭敬明的杂志，又一次让我看到了韩寒的见识。而且更重要的是，对于韩寒来说，郭敬明的杂志显然给他提供了一种重要的参照。因为他也要办杂志，他很清楚他应该办出怎样的品位，而不应该办成郭敬明那种样子。

那么，韩寒究竟想把《独唱团》办成何种模样呢？虽然现在我们还无法一睹真容，但种种报道似乎已让我们约略感受到了这本杂志的风格。出版人路金波说：这是一本青年知识分子杂志，将会影响百万中国人。韩寒则强调：这是一本能够改善作者生活的、给年轻人以安全感的文学杂志。他甚至很郑重地表示：“这本杂志不是个人的，我并不想靠个人影响力来吸引读者。我不希望杂志的作者模仿我，那样杂志活不成，杂志主编应该只是决定趣味，有一天我不做这个主编了，它也能活下去，靠个人影响力杂志活不成的，我不想做成很个人自传风格的期刊。”

一旦韩寒当初的承诺（千字1000－2000元，稿酬是郭敬明的稿费标准的30倍）兑现，杂志实现“改善作者生活”的目标是不成问题的。但因为韩寒明确说过这是一本文学杂志，而不想把它办成新闻类、杂文类杂志，那么如何让杂志在文学性与公共性上结合起来，就成了一个问题。按照我的理解，韩寒虽然强调了这个杂志的文学性，但显然他并不想把它办成一个纯文学杂志。同时，要想让这本杂志影响百万中国人，仅仅在审美趣味上下工夫也显然不够，更重要的是需要让人明辨是非。而按照韩寒的性格与风格，既彰显文学性又张扬公共性，估计才是杂志努力的方向。但问题是，在今天这个时代，《独唱团》究竟能获得多大的话语空间呢？

由此我想到了萨特与他主办的《现代》杂志。西里奈利谈到这份杂志时指出：“杂志既是知识界的心，又是知识界的肺，一些更为持久的精神时尚和思想现象，有时就是在杂志上得以形成和传播的。”如果韩寒接受了这样一种角色扮演，那我觉得他应该向萨特学习，努力把《独唱团》办到《现代》那种水平。但仔细想想，在当下中国，萨特既不好学，把杂志办成《现代》那样恐怕也有不小的难度。

因为眼下的杂志虽多如牛毛，但像样的、或者我希望看到的那种杂志还是太少。从这个意义上说，我真希望《独唱团》能给我们带来一种文学和思想上的新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