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尤以最近一段时间为甚，中国社会出现暴力扩散的倾向。这一倾向直观地表现在底层社会，尤其是弱势人员的极端行为上，从为泄私愤而灭门到闯进学园滥杀无辜，到向上门执法的司法人员泼硫酸，甚至闯入法院杀害法官，诸如此类的行为，都具有过度使用暴力，并且追求毁灭性后果的明确意向。在其他阶层，甚至官员群体中，也频繁发生不当和过度使用暴力的现象，从黑砖窑的强制劳动，企业以充满暴力的“企业文化”来“管理”员工，甚至如宋山木那样霸占女性员工，到买卖人为生意相互仇杀，官员为升迁雇凶杀人，都是例证。如果再把权力机构滥用强制力，从“躲猫猫”、严刑逼供、违法强制拆迁，到为有组织犯罪提供“保护伞”，也列入其中的话，那使用暴力的情形在当今社会生活中已相当普遍。

暴力现象的普遍化、暴力发生场合和暴力使用者身份的多样化表明，各类生活主体已开始用最原始的手段来追求自身利益。这样的势头一旦形成，任其发展，必定出现“以暴制暴”、“冤冤相报”的恶性循环，导致社会陷入“人对人是狼”。

要约束暴力，首先需要强化人们对公共秩序及其公平性的认同。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了30年，在弱势群体看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已经实现，但“实现共同富裕”还没有迹象。因此，建立和健全合理、公平的分配制度，让人的基本权利在制度框架内得到满足，这既是消解低收入甚至中等收入人员的笼统不满，也是防止优势群体恃强凌弱，由此重建安宁稳定的社会心理，减少社会暴力的前提。

要促进社会公平，首先需要关注的是机会的分享。改革开放以来，虽然财富分配结果不够公平，但转型期却带来了机会公平。恢复高考、允许个体经营、农民工进城打工、创立股市、贷款买房、公务员报考、创业板上市，等等，任何人，只要抓住一次机会并守住成果，都可以在新形成的社会阶层结构中获得上升机会。这是前30年里，中国实现高度稳定、高速发展的根本原因。但进入新世纪之后，阶层结构开始成型并出现固化，勤劳致富、教育改变命运甚至一般的奋斗拼搏，都显得于事无补。不同阶层的“二代”尚未开始努力，其人生便已按出生家庭分道扬镳，贫寒子弟居多的“蚁族”，更不用说“民工二代”，面对越来越高的阶层门槛，力不从心，“40、50”人群更没了指望，通过诸如动拆迁，甚至医疗事故获得最后的“补偿”，成为部分人的唯一期待。希望而非绝望，才是避免个人采取非常规手段，乃至暴力来冲击社会结构的良方，而希望来自机会的分享。

公平不仅是社会现实，也是心理感受，公平感直接来自公民对自身合法权益的操控感。改革30年，既带来中国民众个人权益的增加和维权意识的高涨，也因为采取了地方政府相互竞争的独特策略，带来行政权力不断扩大，行政权力的约束大大松懈。高涨的公民权利与膨胀的行政权力相遇，极易发生正面撞击，近年来的信访、集访、闹访、自焚和伤害公务人员，“官民冲突”步步升级成为社会暴力的主要场景。为避免冲突越演越烈，迫切需要在公民权利与行政权力之间，设置一个缓冲和协调的机制。

问题是，转型期中国最缺乏的，恰恰就是这一平等协商的制度架构——法治平台。改革给公民带来了权利，却没有带来权利的正式确认，这样的情形比比皆是，譬如，流动人口已经过亿，但宪法至今没有明确公民自由迁徙的权利。现实享有的权利和法律规定之间存在的距离，给公民维权带来不可克服的困难，在这一点上，公民取信访而弃诉讼有其道理。体制和机制上存在的问题，导致权利与权力的博弈处于没有规矩，也没有底线的状态，行政机构“花钱买太平”，采取“会哭的孩子有奶吃”的维稳策略，这种显失公正的做法，一方面抬高了民众维权的期望，另一方面也扩大了民众达不到期望值时的落差，更不用说加剧了维权无法实现时的绝望，暴力因此进入维权方式的备选方案，面对行政强制，公民在情绪过激的情况下行动趋于极端，同归于尽的情形因此频繁发生。重建公众的公平感和正义感，因此成为防范乃至消除暴力的根本之策。

对于防范暴力，法制和法治都是重要的，无论强势人员还是弱势人员，只要超越法律红线而使用暴力，都必须给以惩治。但即使以合法的暴力来约束暴力，也不足以从根本上制约暴力，许多时候，还需借助文化的手段，也就是文化意义或价值系统来引导个人，舒缓内心紧张，调节人际关系。

不是基尼系数达到一定水平就一定会出现社会暴力。一个社会公平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如何定义生活，如何解读不公平。在转型中的中国社会，传统的“生死有命”观念已经不被接受，真正平等的观念又缺乏现实的基础，飞速的发展让个人自觉不自觉地接受了“成功就是人生价值”的浅薄观念。现在随着机会逐渐稀少，底层人群无法从艰辛的工作和乏味的生活中感受到意义，没有更高的人生追求，挫折、苦难和屈辱是无法承受的，而没有做人的良知，对无辜他人的暴力乃至校园凶杀就会成为没有底线的选择。所以，抓紧建立一套与分化社会相适应并给个人以引导的价值观体系，使奋斗者得到激励，成功者得以升华，失败者获得安慰，已成当务之急。

（作者系上海大学社会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