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款出国因其在一些单位成为一种规格、待遇，成为社会热点，是否又需要出台一套制度来堵住漏洞？再如，公款出国回来了，却不见什么成果，变成了一种事实上的出国玩玩转转开开眼界而已，纳税人的钱当然承受不了低效率乃至无效率之重，我们又该如何？

北京新近置设新规，党政机关公职人员因公出国须公示，出国经费使用、境外实际活动情况受检查。6月底，中纪委曾就“惩处用公款出国（境）旅游及相关违纪行为”作出八条“解释”。北京出台的公示制度，可以看作是对这一制度的细化与落实，更是一种便于具体操作的措施设计。

值得肯定的是，将公开的理念引入规范公款出国制度设计，将公款出国行为置于公众监督之下，就使那些原本想揩公款之油者逡巡不敢现，由此罢了些念想。因而，这一公示制度，的确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把违纪行为扼杀于萌芽状态，对公款出国出境旅游风起到一定遏制作用。

但也应当承认，公示的范围、内容、时间，的确直接影响着监督效果和惩处力度。若仅仅是出国前公示，那么躲在某个堂皇名义下蒙混过关者就可能从此逃脱惩罚。若仅仅是在本单位公示，则因出国在本单位往往是公开的秘密，就未必会产生什么监督作用。若仅仅是简单公示人员、去向、时间、目的，而对具体经费使用、实际活动情况等只检查不公开，则公众就很难进行有效监督。这些都表明，公开理念诚然可贵，但公开的原则、方法、措施、内容等也同样重要。

从更宏观的层面看，即使公示制度的设计与操作都很到位，能够有效遏制公款出国游，未必就能高枕无忧。公款出国游成为社会关注、公众诟病的热点问题，是因为防止它的制度出了问题，因而用公示制度等来堵住漏洞。但是，公款出国因其在一些单位成为一种规格、待遇，成为社会热点，是否又需要出台一套制度来堵住漏洞？再如，公款出国回来了，却不见什么成果，出国的目的抛在一边了，变成了一种事实上的出国玩玩转转开开眼界而已，纳税人的钱当然承受不了低效率乃至无效率之重，我们又该如何？

对公款出国问题，不能满足于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式的修修补补，而应当站在全局的角度，用新的眼光重新检视，并进行一揽子的制度设计。这不仅有利于节约修补制度的成本，更有利于制度在新的环境条件下发挥整体作用，避免顾此失彼的情况。比如，对于什么样的情况可以公款出国作出具体规定，就可以把一些无正当理由出国者排除在外，想公款出国游者就得颇费一番思量。再比如，对公款出国归来者要真问成果，而不是谈谈风土人情即糊弄过关，就不仅可以把想出国游者挡在门外，更可以提高公款出国的质量，实现公款出国制度规约的目的。

对公款出国进行系统性的一揽子制度规约，既能使公款出国回归本意、产生效用，又能以刚性制度的不变因应腐败花样繁多的万变。否则，遏住一个公款出国游问题，还会衍生其他许多新问题，修修补补，何时才是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