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迄今获得的世界文化遗产项目中,我以为少林寺是最不相配的一个。千年古刹“转型”为一家大企业,曾经“心依六禅静,寺据万山深”的清净之境,业已变身为散发铜臭味的商业街坊,悠久的佛学文化遗产和少林文化,被用作商业化经营,如今的这块佛门净地,只剩一面“少林寺”招牌而已。

8月1日在第34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作为我国今年唯一申报世界文化遗产项目的河南登封“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被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次日除了河南媒体,国内各大媒体报道有一个奇特现象,在报道中几乎都突出了一句“少林寺方丈释永信称门票不会涨价”。(据8月2日《京华时报》)

传媒把申遗成功这么大的喜事与门票价格挂上钩,可能唯有少林寺。不知道少林寺“CEO”释永信对此会不会有所感触。

这位中国第一个进修过MBA课程的僧人,曾经提出了一个很MBA的观念:“在商业中修行”,认为商业运作后自然就有源源不断的资金来保障佛学精神的提升。他对于“做生意”的热衷世人皆知,其商业运作手段也如火纯青,超过了先人的少林龙爪手。这些年,少林寺先后成立了少林寺武僧团、少林实业发展有限公司、少林影视公司等机构,还涉足电子商务,网上贩卖少林禅香、功夫鞋和武功医宗秘籍。更令人叫绝的是,少林寺也搞文艺晚会,将水陆法会的所有功德项目向社会“明码标价”出售。一项非正式统计指出,仅仅释永信方丈亲自率领的表演,就在1500场左右。英国《卫报》稍早曾经披露,少林寺在美国演出一场的收入在1万美元左右。而最新传来的消息是,香港中旅公司与登封市政府已经签署协议,合资成立一家 “港中旅(登封)嵩山少林文化旅游有限公司”,操盘少林寺观光发展事务,预计明年在香港上市。

这也就难怪远在宝岛台湾的《经济日报》刊文质疑:少林寺方丈释永信对于“做生意”的热衷和手段,以及登封市推动少林寺在股市“上市”的作风,让外界开始担心:世遗后,声名更加响亮的少林寺会不会更加商业化?

这样的担心并非多余。尽管释永信表态“目前没有听说有涨价的计划,保证让大家来得起、看得起”,登封市政府也承诺不会对遗产地进行项目开发,但少林寺近年来“登封”造极的商业化之路,让我们无法释然。少林寺有“禅宗祖廷,天下第一名刹”之誉,其历史已有千年之久,在兵荒马乱时虽屡受摧残,但佛教文化和武学绵延不绝,一大批有浓重佛学和武学文化承载的建筑群,成了历史文化的活化石。“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无愧于世遗殊荣,不过,她的申遗成功,却凸显出了少林寺文化传承与现实破坏的反差,其作为守护佛学文化遗产之佛门净地,本应甘于清净,不掺和俗世红尘,然而“在商业中修行”的理念,使商业化烟雾超过了寺院的香火——即便是香火,也被无数游客怨言“烧香如打劫”。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制度的宗旨是保护文化遗产,而不是保护商业既得利益,也不是保护商业化。如今的这块世遗招牌,相对于现实不啻是鲜明的反讽。

在时下,中国各地城市但凡还有老祖宗的历史建筑的,地方政府便会热衷于申遗,于是,一方面推土机轰然不停,一方面组织专门班子编制申遗方案。申遗的目的是什么,无非是背后滚滚的经济利益。如果从商业运营的手段看,释永信无疑是成功的,但少林寺终究不是一家企业,佛学文化与铜臭本就泾渭分明,守护佛门净土、弘扬佛学文化、少林文化,才是少林寺的第一要宗。否则,少林寺的生意做得越大,善男信女们的困惑也就越大,距离佛学真义也就越远。

在“天地之中”历史建筑群申遗成功之际,我还是要表示祝贺,并期待释永信和登封市政府的表态是认真和负责任的。过度的商业化已经破坏了少林寺守护佛学文化遗产的形象,重构少林形象和弘扬少林文化,已经刻不容缓。但愿少林寺有史以来最年轻的方丈释永信能真正看破红尘,放下名利,承担起这一历史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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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言道:“远来和尚好念经”。近日国民党副主席蒋孝严称大陆景点门票偏高,蒋氏来自台湾,此话又是在“两岸经贸文化论坛”,立即引起国家发改委的重视,负责人回应称将采取有效措施,遏制门票价格相互攀比过快上涨,并表示将加大查处违规涨价越权定价等行为。

其实,大陆民众对旅游景点门票价格过高早已怨声载道,对近期新一轮涨价更是忍无可忍,他们的声音为什么没有引起政府的注意?本人也多次在媒体批评旅游点的高门票现象,去年3月还专门在全国政协提案,要求政府主管部门控制旅游点门票价格,以利旅游事业发展,促进全民旅游,但并无积极后果。

尽管这次发改委负责人回应及时,态度积极,但从提出要“重点做好”的三项“主要工作”看,既无改革的新意,也缺乏有力的措施。第一项是“指导各地切实加强门票价格管理”,而措施只是几句老话。还说要“积极推动具备条件的游览参观点实行免费开放或低票价”,要是政府没有强有力的政策,这无异于与虎谋皮。第二项是“加强对游览参观点的监督检查”,“坚决遏制门票价格相互攀比、过快上涨,对越权定价、违反规定调整价格和游览参观点擅自涨价的行为,加大查处力度。”且不说这些要求能否做到,即使都做到了,也是以肯定现行票价的合法性为前提的,并且也没有排除并非“擅自”涨价的可能性。至于第三项,“积极引导游览参观点发展多种经营,摆脱门票经济发展模式”,更像望梅止渴。禁还禁不住,能引导得了吗?

其实,问题非常简单。中国的旅游点究竟是属于谁的?是属于全民的,还是属于某些利益集团的?是属于当地的民众,还是属于当地政府的某些人?政府对旅游点门票价格是只能管理、引导,还是必须强制干预?因为中国是世界上极少数几个或者是唯一的没有任何私有土地的国家,所有旅游点的自然资源和够得上文物的人文资源都属国有,全部旅游点和寺庙都建在国有土地上。仅凭这一点,政府就完全应该并可以对旅游点的门票价格实施严格的控制和管理。中国的全部旅游资源属于人民,享有旅游权是公民的休息权、娱乐权、生存权,是基本人权的一部分,必须确保。旅游管理部门只能收取最低限度的管理和维护费用,不足部分应该由政府列入财政预算,依法拨发。


但目前的状况是,大陆重要景点的门票价格已高于发达国家的水平,收费景点的比例之高、收费项目之滥稳居世界前列。同样是世界自然遗产、文化遗产,为什么在发达国家的门票比国内便宜得多?在不少国家可以完全免费?照理,我国的人均收入和基本物价都比他们低。发改委真想管好,只要做一件并不难做的事,将我国门票最高的一些旅游点收支公布,让民众知道,政府(从中央到地方)为这些旅游点的建设和开放投入多少,门票收入到哪里去了?多少上缴政府了,多少用于正常的建设和维护,多少落入了“管理部门”或个人之手?然后让主人们通过各级人代会作出相应的决定,政府执行就是了。

对于那些被私人或企业承包的旅游点,首先要查一下政府的授权是否合法,当初确定的条件是否合理。对非法的承包应该立即撤销,或修订条件,承包的基本条件应该包括对门票价格的限制。对少数确实需要大量资金投入,或在承包期内无利可图的旅游点,政府应该保证投资,并予公开,不容许通过提高票价的手段转嫁给游客。

至于寺庙卖门票,甚至卖高价门票,早已超出了宗教信仰或文物保护的范围,政府同样应该进行整治,该禁止的要禁止,该审计的要审计,该征税的要征税,该罚没的要罚没。将寺庙办成商场、游乐场本来就有悖教义,将门票收入纳入私人或小团体的囊中更违背教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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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于台北淡水河口的“红毛城”有着300多年的历史,可谓台湾岛内最耀眼的古迹。游客来到这里可以自由参观,不用门票。 (7月16日《广州日报》)

事实上,除了私人投资打造的景区,台湾的绝大多数景区都不收取门票费,就连驰名于五洲四海的、台湾岛最大的天然湖泊——日月潭,也不收一分钱的门票费。

与黄山、张家界、九寨沟相比,毫不逊色的日月潭,为什么不收一分钱的门票费呢?台北市旅行商业同业公会理事长许阳哲一语道破天机:门票经济从来不是台湾旅游业的主要形式。因为“当地政府和旅游业者算的是一笔大账:日月潭不收门票,可以吸引游客前来观光,借以推动地方零售业、餐饮业、旅馆业和交通业的发展,最后政府再用税收的方式获益。税收增加,台湾观光机构获得的预算也随之增多,其每年的预算都增加”。另外,在台湾,自然景区提价也会受到强大力量的制约:一方面是门票定得太贵,老百姓会骂,另一方面立法机构会反对。同时,电视新闻会还要质疑政府官员,为什么把门票定那么高?

然而,与台湾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大陆景点门票不但费用非常高,且不断攀升。这不,众多媒体报道:自4月1日起,国内多个景区景点陆续提高了门票价格。如云南石林门票从每张140元调整为175元;湖北黄鹤楼门票由50元/张涨至80元/张;东湖磨山景区的成人门票由的40元/人涨至60元/人;湖南世界之窗门票价格由80元/人上涨到100元/人;长沙海底世界门票由75元/人涨至130元/人;岳阳楼门票价格由46元/人涨至80元/人;陕西大慈恩寺门票也由25元/人调整为50元/人。日前,不堪公务接待之重的山西平遥古城也拟将门票由100元/人次调整至125元/人次。

难怪中国国民党副主席蒋孝严在日前召开的两岸经贸文化论坛的讨论中表示,大陆景点观光费用非常高。他认为,寺庙不应该收费,黄山、张家界等自然景观是中华儿女共享的,不应该高收费。台北市旅行商业同业公会常务理事、研究发展委员会召集人李谦宏也表示:“在台湾,没有景区跟风涨价的现象。”“他们不敢,因为台湾景区的涨价,有一套严格的程序。”

笔者认为:对大陆来说,台湾风景区低收费或不收费是一面镜子。古今中外大量事实也充分证明:单一依赖“门票经济”,景区的发展之路只能越走越窄;只有走旅游产业发展之路,旅游经济才会如鱼得水。正如天津历史学学会理事裴钰所说:“门票是景点的小算盘,应该要算区域经济的大账,要把区域旅游消费的刺激提高起来,加强旅游消费,娱乐餐饮这样的消费才是根本的途径,而不仅仅是提高票价。”

真心期待大陆旅游经济能与台湾接轨,摆脱“门票经济”发展模式,将属于全民所有的自然风景、人文遗迹逐步回归公益,取消寺庙门票,降低景区门票价格,以适应公众的消费能力。这样,既能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又能充分发挥生态与教育功能,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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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说始于十数年前的“泛市场化”歪风,一度令医改提前为两老送终,教改把父母逼疯,房改把百姓口袋掏空,那么,错将风景名胜和历史遗存包装上市,门票咋能涨到不离谱?

没有国民党副主席蒋孝严就大陆旅游景点门票太贵提出质疑和批评,大概就不会有发改委上周六被迫作出表态性解释。

发改委官员称:“蒋孝严先生对我们的工作提出了很好建议,部分游览参观点确实存在票价偏高等问题,我们将认真听取蒋孝严先生和社会各界提出的合理意见和建议,及时对有关问题进行研究,进一步加强对各地门票价格管理的指导和监督,采取有效措施防止门票价格过高、过快上涨。”

呵呵,这话与其说是说给大陆民众听的,不如说是回应台湾岛内舆论的一种姿态。这些年,发改委多次喊出“坚决遏制门票上涨”的狠话,可门票非但照涨不误,且涨幅越来越离谱。

风景名胜是造物主的恩赐和大自然的馈赠,历史遗存是祖先留给后人的文化精髓。按照宪法它归全民所有而不归地方政府所有。故,讲经济学范畴下的行政逻辑,政府就此只能做好两件事:其一,修缮和保护风景名胜及历史遗存;其二,免费向本国全体民众包括港澳台同胞开放参观(当然,按国际惯例,对外国游客可适当收费,但也不能以赢利为目的,赚外国游客的钱,只能在交通食宿及旅游商品上收费)。

现实是,非但大小风景名胜及历史遗存门票一轮轮涨,越是有名的风景名胜,越是绞尽脑汁包装上市——譬如早已沦为ST的张家界(000430)及黄山旅游(600054)。甚至少林寺,地方政府也挖空心思欲将其推向资本市场,只是囿于此乃宗教场所而暂时作罢……

依据经济学的市场逻辑,风景名胜及历史遗存属于社会公共服务用品,其公益属性就如基本医疗、基础教育、基本住房,必须由政府向社会提供,受财力局限一时不能完全到位可以理解,但绝对不允许将其推向市场,更不能将其当成赚钱工具使。若说始于十数年前的“泛市场化”歪风,一度令医改提前为两老送终,教改把父母逼疯,房改把百姓口袋掏空,那么,错将风景名胜和历史遗存包装上市,门票咋能涨到不离谱?!

该公益的不公益,该市场的不市场,该政府的不政府,该社会的不社会。这就是当今中国半拉子改革开放的真实写照。由于不了解这个大背景,来大陆出席两岸经贸文化论坛的蒋孝严先生,当然无法透彻理解“大陆的旅游景点门票凭什么这么高”?而他的“寺庙不该收费,黄山、张家界为中华儿女所共有不能高收费”的期待,肯定只能是一厢情愿的愿望。因为,诸如黄山、张家界要重新为中华儿女所共享,而不再归大小股东们所独享,前提是必须退市!这可能么?目前没有任何可能性。发改委的表态玩的仍然是虚晃一枪的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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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民党副主席蒋孝严近日批评大陆景点观光费用非常高,他举了一个例子:所有寺庙都收费,而台湾没有一个寺庙要收费(7月12日《信息时报》)。对此,普陀山管委会副主任周开龙回应说,普陀山并没有收40元的门票,自上世纪80年代对外开放后,每个寺院只收5元香花券,用于寺院本身的修缮。

但是,这个解释恐怕难以令人信服。宗教与所有其他社会组织不同,他们无一例外都希望争取更多信徒,佛教同样希望广结善缘,普度众生。所以,自古以来,寺院的兴建和修缮,从来不靠收取门票,而靠善男信女的自愿捐助,而且想来不缺这类捐助。以普陀山的盛誉,如果需要修缮,那根本不愁资金。所以,普陀山各个寺院收5元香花券,虽然相对于那些动辄收取几十元门票的寺院,要大方得多,但依然令人不解。

不过,如果看看谁在替普陀山解释门票之事,大约就可以明白,普陀山为什么要收取门票。普陀山拥有大批高僧大德,但出面解释的却是普陀山管委会副主任,根据官方网站,这位副主任的工作是“协助书记、主任负责旅游产业规划、旅游行业管理、旅游营销、节庆活动、文化等工作”。从该管委会官方网站相关报道可以看出,普陀山这个佛教圣地,在政府眼里就是一个可以带来巨大产业价值的旅游资源,而收取门票,恐怕就是实现这一产业价值的手段之一。

被商业化、被产业化,是几乎所有名山大川、名人故居、宗教寺庙堂观的命运。上世纪90年代以来,地方政府官员围绕着经济增长率展开了激烈的政绩竞争,而发展旅游业被认为是实现经济增长的捷径。地方政府纷纷发掘和经营本地的文化资源,几乎所有的文保建筑、宗教场所、名人故居,在政府眼里,都变成了可用以发展旅游业的经济性资源。

举例来说,同为佛教寺庙的少林寺,其运营架构似乎与普陀山类似。少林寺所在地政府就围绕着少林寺,划出了一个覆盖面相当广泛的“嵩山少林景区”,少林寺也被纳入到景区管委会的管理之下。这个景区与少林寺,这个景区的政府及地方政府与少林寺院方之间,形成了外人看不懂的关系。政府与寺院、佛事与商业之间的关系,显得错综复杂。少林寺在与政府的政治关系之外,又平添了一层经济关系。这种关系的总体结果是推动少林寺商业化,坊间甚至曾有过少林寺将要上市的传说。

也正是基于纯粹的经济目的,地方政府对于修缮、重建寺庙、故居,有极高热情。比如,媒体曾报道,今年10月22日,是理学大师朱熹诞辰880周年纪念日。这引得两省四地——福建的尤溪县、建阳市和武夷山市,以及江西婺源市,争相以“朱熹故里”为名,倾注地区和省域之力,汇聚总量超过40亿元的资本项目,准备大兴土木,以作圣人“寿礼”。

然而,这绝非圣贤之幸,因为,在所有这些项目中,孔、朱这样的圣贤,或者西门庆这样的流氓,都被当成地方政府追求经济增长绩效的手段。这些带着文化面目的建设项目,都是所谓的“文化搭台、旅游唱戏”,或“招商引资唱戏”。圣贤不过是为政府旅游产业搭了一个台子而已,主角却根本不是圣贤。

同样,在政府的产业化经营规划中,寺庙、堂观包括名山大川本身,都不是主角。主角是金钱。也正是基于地方政府这样的产业化安排,中国几乎没有不收取门票的景点。政府的产业化策略让所有的景点,不论是自然的还是人文的,都丧失了公共性,都变成了封建化的领地,国民普遍的观赏权被无情地剥夺。而地方政府在收钱的时候,一点也不难为情,因为,它像一个投资者那样思考问题:既然我投资了这么多钱,我当然就得收回投资,并且赚取一定利润,否则,我岂不是做了赔本买卖?

当然,在政府产业化战略的挤压下,各种文化遗产、自然遗产变质、败坏了。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就是寺庙之类的宗教场所,变成了商业化场所。这对宗教、文化的侵蚀,是隐蔽但也是深刻的。当这类宗教、文化场所被划入景区管理委员会,两者之间就建立了一种经济上的控制与被控制关系。而逐渐地,这类场所的性质似乎也会发生某种看不见的变化。

那么,蒋孝严的批评能否引来地方政府的良性反应?看起来比较难。至少普陀山管委会并没有取消5元香花券的打算。只要官员的政绩考核指标体系不作根本调整,则那些为文化、自然遗产投资了一大笔钱、指望这些遗产带来GDP和财政收入的地方政府,就不可能放弃圈地收取门票的计划。近两年来,各级政府又都在强调扩大内需,则可以预料,收取门票的文化和自然遗产只会更多,而不可能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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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1日,中国国民党副主席蒋孝严在两岸经贸文化论坛上感慨:“大陆景点观光费用非常高”———所有的寺庙都收费,普陀山每个景点门票都在40元以上,而台湾没有一个寺庙要收费,“寺庙等历史景点是老祖先留下来的,不应该收高费用”;黄山、张家界、九寨沟等自然景区,都是自然创造的景色,是中华儿女共同享有的,不应收取高达300元的门票。

“自然创造”、“中华儿女共同享有”,可谓准确点出了自然景观所有权的本质———它们是由自然创造的,而不是由某一地、某个人或者某家机构创造的;它们属于所有中华儿女,而不单单属于它们所在的地区。换言之,迪斯尼可以收门票,黄山不可以收,因为前者由人创造,后者由自然赐予。

一直以来,内地舆论反对风景名胜涨价的一个主要理由,是老百姓的承受力。如今蒋孝严的发言,则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角度———即使不是从老百姓的承受力出发,风景名胜收费甚至高收费,仍然缺少充分的正当性。从网上的反应看,蒋孝严的话引起了绝大多数人的共鸣,人们有一个有趣的期待,那就是在“祖国统一大业”这个国家利益面前,地方利益、部门利益能不能稍稍收敛一些?

很容易想到的一种担心是,假使不收门票或者将门票价格降低,势必引起游人蜂拥而至,进而让风景名胜不堪重负,风景名胜将难以为继,最终风光不再。而门票恰恰可以作为调节、控制人流量的杠杆。但首先要指出,如今很多风景名胜区都不吝广告方面的投入,在媒体上天天都能看到有关风景名胜的广告,可证各个风景名胜区丝毫不担心人满为患;其次则要指出,“以门票价格控制流量”乍一看乃是经济学的基本常识,但它其实是一个伪命题———先举一个近的例子,比如免费西湖;再举一个远的例子,比如免费的大英博物馆。不论是免费西湖,还是免费的大英博物馆,事实证明都很少出现人满为患的状况。

“以门票价格控制流量”最大的错误,乃是它把门票与游客支付的其他成本割裂开来。还以大英博物馆为例,大英博物馆无疑是很多中国人的向往之地,但中国人之所以没有蜂拥前往,显然与门票的价格没有任何关系,而大抵缘于如下两个原因,一个是整个旅程的成本太过巨大,包括路费、食宿;一个是时间成本,缺少足够长的假期。而一旦你到了伦敦,免票的大英博物馆当然不会放过,收费的威斯敏斯特大教堂你就会过其门而不入吗,只为了省下10英镑的门票钱?当然不会,因为这10英镑,在你整个英国之行的费用中实在微乎其微。

当然,即使“以门票价格控制流量”被证明是一个伪命题,各地风景名胜依然还会以“控制流量”的名义涨价,而问题的根源,则是公众依然缺少足够的“话语权”与“定价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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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谈到大陆旅游话题时,参加两岸经贸文化论坛的中国国民党副主席蒋孝严先生认为,大陆景点观光费用非常高,如所有老祖先留下来的寺庙都收费,普陀山每个景点门票都在40元以上;而黄山、张家界、九寨沟等自然景区,是自然的创造,是中华儿女共同享有的,不应收取高达300元的门票。(《信息时报》7月12日)

蒋孝严先生说大陆景点观光费用非常高,应该是在比较中得出的中肯结论,同时也再一次印证了国人的感受。在上世纪80年代之前,中国的旅游景点曾经拥有过“景美价廉”的黄金时代。其实,那个令人怀念的时代,恰恰是地方政府不怎么重视旅游开发的年代。后来地方政府越来越看重旅游景点这个摇钱树,竞相重视不断攀比之时如果说有什么规律可循的话,恐怕莫过于:越重视旅游业,景点门票相应地就越是上涨。

蒋孝严先生说的没错,旅游景点大多是历史成就和自然赋予的,也意味着是先人和大自然对于爱好旅游的国人的馈赠,本来就不干政府什么事。不过眼下常见的现象是,地方政府在GDP竞争和财政压力面前,越来越看重旅游方面的红利。有那么一个景点,就要忙不迭地进行包装、策划、唱旅游大戏;旅游天赋不那么突出的地方,也不甘心于让“不冒烟”的工业付之阙如,于是就编故事、争故里,折腾个不亦乐乎。公司化了的地方政府还急于从幕后走向前台,除了景点规划与建设之外,就连打景点广告、建赝名古迹,乃至于招聘人员、景点投入计划、景区营销策略等事宜,都事无巨细地操尽了心。

无利不起早,重视了旅游业之后,不免要露出主导景区涨价的真面目。每次,都能找出一个个美丽的借口,比如调节客流、保护遗产、体现景点价值、平衡管理成本等;而其中最能够蒙人也最让人无话可说的理由,是趁大多数国人没出过国门,祭出与国际接轨的法宝。现在,暂且把国际撇在一边,看看咱们的台湾是怎么回事儿。

蒋孝严先生说什么来着?台湾的寺庙都不收费,大陆的自然景点门票(至少跟台湾比)太贵。眼下奢谈与国际接轨太遥远了,笔者希望我们的地方政府合计合计,先在旅游门票上与台湾旅游市场接轨一次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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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民党副主席蒋孝严先生在第六届两岸经贸文化论坛说了一段无关本次论坛宏旨的话,却在大众媒体间引发一片哗然。蒋先生说:大陆景点观光费用非常高,寺庙等历史景点是老祖先留下来的,黄山、张家界、九寨沟等自然景区都是中华儿女共同享有的,不应收取高费用。蒋先生还特别提到了300元这个数字,估计是被如此高额的景区门票雷到了。

巧的是,在蒋先生说出这番话的前一天,笔者在福建的一家台湾农民创业园调研归来的路上,就与一位台商聊起了台湾与大陆的消费比对问题。这位台商告诉笔者,在福州生活两年,他发现大陆的物价水平高得惊人,仅日常饮食这一块,10元人民币在福州只能买到极普通的快餐,而在台湾可以享受一顿简易美餐。这位台商还列举了服装等日常消费品,指出大陆的价格普遍要比台湾高出一倍左右。因此,蒋孝严批评大陆景区门票过高,也就是一种正常的反应了。

一位福建游客畅游台湾各大景区之后,并没有向人秀起台湾的山河壮丽,而是写了一篇杂感,接连赞叹台湾景区门票之实惠:六天行程中门票最贵的景区是台北故宫博物院,门票价格折合人民币不到30元,即使游遍全台湾东西线十多个景区,门票总花费也不超过150元人民币。再比照一下福建南靖土楼景区,大景区分成三个小景区,总门票高达240元。

大陆景区门票价格为何居高不下?我们不妨先举两个例子:2001年福建大金湖经营权转让之前,金湖单点的门票是15元,转让之后调到30元,2007年左右则调至80元;2009年福建华安土楼在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之前的门票是30元,世遗申报成功并由企业接手开发经营之后,整体门票调至150元。

以上两个例子清晰地描述了旅游景区门票飙升的直接动因:作为公共资源的旅游景区近年来纷纷出现了经营权的私有化,这是2001年以来国内旅游产业的重大转折点之一。为了招徕游客,企业在景区建设上更舍得下成本,而这个成本的回收必须通过门票销售来兑现。但是仅仅看到这一点就未免太肤浅了。旅游企业对景区门票的定价必须报由物价部门审批,也就是说最终定价权是掌握在政府有关部门手中的。因此,我们就会发现一家成功的景区经营企业通常有专人公关政府物价部门。由此不难发现,景区门票价格居高不下是政商联手操纵的结果。

以上为大陆景区的高价门票找到了一个有说服力的解释。然而吊诡的是,这个解释却轻松绕过了市场供需铁律——以笔者多年从事旅游资源调研的经验来看,中国的旅游景区明显是供大于求。笔者在数年前服务于福建大金湖旅游区品牌推广的时候,常常感叹于周边许多未开发的免费景区之美。遗憾的是,未经商业打磨的大好河山却人迹罕至。徐霞客在任何一个时代都只是个异类,更何况在这个观光游盛行的庸众时代,没有买门票的游客总是经不起虚荣心的推敲。观光游时代的一个重要消费特征是团队出游,它往往需要借助一家旅游服务中介(通常是旅行社)。旅游社会学家称旅行社运作团队游客的过程就像是邮局投递包裹的过程——将信件进行分类,投往目的地。如此这般,景区与旅行社实现了完美对接,观光客别无选择。而观光客的很大一部分来自单位的福利旅游,他们并不会在成本这个问题上精打细算。因此,我们可以从中国旅游市场的阶段性消费特征为旅游景区的高价门票找到供需规律的解释。

中国的旅游产业已整整走过了十年左右的时间,这期间,许多旅游者也慢慢成熟起来,完成了从团队观光游到个人自助游的消费转型。可以预测的是,在中国这样一个旅游资源大国,高门票价格的景区必然会被成熟的旅游消费者所淘汰。那些拥有丰富景区资源的区域主政者应该意识到,必须低门槛或免费向游客敞开景区,就像台湾一样,在吃、住、行、游、购、娱六大环节中谋求区域旅游经济的综合效益。(曾念长 福州大学当代闽台研究所特约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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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民党副主席蒋孝严7月11日在两岸经贸文化论坛的讨论中说,大陆景点观光费用非常高,如所有的寺庙都收费,普陀山每个景点门票都在40元以上,而台湾没有一个寺庙要收费。“寺庙等历史景点是老祖先留下来的,不应该收高费用。”他同时指出,如黄山、张家界、九寨沟等自然景区,都是自然创造的景色,是中华儿女共同享有的,不应收取高达300元的门票。(7月12日《信息时报》)

大陆景点费用高是不争的事实,近年来一直受到社会的诟病。为什么同是中华文化,台湾没有一个寺庙收费,而大陆所有寺庙都收费?佛家重地,不是讲四大皆空吗,为什么大陆的所有寺庙,都为利而谋?这恐怕与大陆一些地方的经济主导思想有关,在地方不正常的经济主导思想下,庙宇道观也成为了经济实体,有的甚至在考虑“上市”。“敬佛”也要花钱了。

“寺庙等历史景点是老祖先留下来的,不应该收高费用”,这话说得好。一些文化古迹,是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并非属于地方所有。至于黄山、张家界、九寨沟等自然景区,更应该是全民族共同的宝贵财富,理应全民族共享,地方收高价门票实不该。

一些地方把寺庙、山水风景看成了“摇钱树”,和国家对这些历史景点、自然景观的管理不够规范有关。既然寺庙等历史景点是老祖先留下来的,就应该给全体国人便利条件,让大家都能够方便参观、瞻仰、拜敬。为什么国家却允许相关地方,用高价门票,人为制造障碍?他们有这样的权力吗?

对于一些地方景点门票管理,我们所见到的,有时仅仅是发改委出来进行价格干预,或是由发改委出台景点门票价格调整方案,这样并不完全到位。发改委负责管理价格不错,但却无权管理全国各类资产配置使用,也无法协调全民族的文化需求和情感交流。所以,一些寺庙、自然景区价格等出现明显不合理在所难免。

靠寺庙、自然景区等高价牟利,同那些“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想从此过,留下买路钱”的山寇流民没有太大区别。“靠嘛吃嘛”,你“靠”的得是属于自己的东西,本来别人也有一份的东西,你不仅霸着自己“吃”,反过来还收人家的高价钱,哪有这样的理?

寺庙、自然景区等投放市场,当然也会遇到成本开支,但应该一部分通过适当收取门票解决,一部分由各级政府补贴解决。不能完全靠门票解决,更不能地方政府也从中分利,把这些景点当成企业来经营,追求利益最大化。我们目前的情况是,这些地方基本上是靠企业化经营,又怎么不会出现高价门票呢?

蒋孝严先生的看法,并非仅仅是为台湾来大陆观光的华人着想,据统计,2009年台湾赴大陆的人数达到445万次,其中到寺庙、自然景区等旅游的只是部分人员,他的呼吁,更多的是和大陆人民的民生待遇有关。希望国家相关部门看清存在的问题,协调好各方利益。其实,靠高价门票来透支国人旅游热情的做法,并不可取,相比门票,如果工作做得好,游客到一个地方的别的开支,远远要高于门票,何必要用高门票,把游客拒之在乡门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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