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统计局发布报告称，“收入分配、房地产等几项重大改革将推动经济协调增长”，随后更有消息指收入分配改革方案或在下半年有实质性突破。事实上，近年来官方密集热议收入分配不公给人民以很大的改革期许。坦率地说，收入分配改革是必须的，但是它的改革设计路径需要非常谨慎，权力格局的强势者会走样地执行，改革会产生变化，随后是变形，最后是变异，这种背道而驰的故事经常重复上演。

中国的劳动收入占比GDP在1996年之前都是上升的，最高达到了54%，1996年以后不断下降，现在已经跌至40%了，即使不论美欧60%左右的水平，大多数新兴市场国家也在55%以上。而且中国劳动占比也颠覆了经典Stolper—Samuelson贸易定理，这个定理认为中国是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参与全球分工的，出口部门的扩张使得劳动收入占比不应该很低。

我们认为，劳动收入占比问题，归根结底就是劳动要素同资本要素、权力要素相互“比价”的问题。以大背景而论，1990年代全球化加速，中印南非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释放十多亿劳动力进入全球资本主义体系，而资本流动性强过劳动力，谈判能力变强，西方的工会势力遭到严重打击，在这种状况下美欧劳动占比也不断下降，从过去的65%跌过60%。而中国不仅呼应这种劳动和资本关系，同时因为财政分权体制造成的GDP地区竞争，促使各地压制劳动力要素价格来吸引资本。

更重要的是，政府不仅通过户籍等制度来压抑农村劳动力价格，随后听从政策诡辩士的建议，执行前所未有的宽松型货币政策，实际上将M2的增长速度确定在每年20%以上，隐藏真实的通胀数字，实施长期的低利率（负利率）政策，这就促成了经济学家Acemoglu在其著名论文《Labor and Capital：Augmenting Technical Change》表述的“刻意在增长路径上促成资本增强型技术进步”，也就是说，在这个阶段，即使劳动密集具有明显比较优势，资本密集部门也能迅速扩张，扩张速度要远远高于劳动密集部门的扩张，呈现出经济体对劳动力的需求减少，资本回报上升，收入分配向资本倾斜，劳动收入占比回落。这也同中国整体工业部门的变化丝丝入扣，同1993年相比，工业部门就业增长从2.5&下降到现在1.1%的水平，资本劳动比则从3.2%上升到5.1%，工业部门出现“不吸纳就业”下的不可思议扩张，占GDP比重从过去的38%上升到55%以上。更重要的是，宽松货币和低利率政策促进了资本深化，让中国的出口在2005年之后发生剧烈转变，钢铁和原材料等重型部门成为出口大户，中国再也不是“5亿件衬衫换飞机”的模式了，据经济学家Rodrik计算，中国的重型部门出口水平和工业品复杂程度是人均GDP三倍于中国的国家才能达到的水平。中国在转型期间，故意选择了“资本增强型技术进步”道路。

结论很简单，中国收入分配问题是中国自己选择的模式，它是另外一种赶超战略。解决劳动占比问题也不能靠所谓“收入倍增计划”——发更多的工资来解决，因为工资是劳动力要素本身“市场询价”的结果，普通工薪阶层发得的钱永远不会比强势行业更多，相反，物价飙升会吞噬名义的收入增长。而正确的策略是，将财政收入用于适度的福利体系建设、提高教育投入和人力资本价值上升，更为关键的是，控制货币提升利率，让劳动者的储蓄获得应当的回报，而不是反向补贴。不需要太担心GDP增长速度下跌，因为它是不吸纳就业的扩张，中国需要经济增长的放缓，让泡沫化的资产价格重新估值。只有颠覆过去的路径，回到正确的原则下，中国才能进入劳动偏向型技术进步，使得卡尔多所说的“劳动占比会大幅度提高，并收敛为稳态”得以出现，而这才是良性的经济模式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