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于8月23日开始审议刑法修正案草案。此次刑法修订有几个方面的内容引起了广泛关注，如将醉驾、飙车等危险行为入刑定罪，免除部分未成年罪犯的“前科报告义务”，以及拟取消13个死刑罪名等。公众对刑法修订表现出强烈的兴趣，并表达不同的意见，表明整个社会的法治氛围有了明显的强化和提升。

在新的刑法修正案中，最有代表性、也最具进步意义的，当属对部分死刑罪名的取消。我国刑法对死刑的运用历来颇受关注，也引发过很多争论。1979年刑法共设置了28种死刑罪名，但此后几经修订，死刑罪名越来越多，到1997年新的刑法颁布时，死刑罪名已经达到了68种之多。以当下的文明眼光来看，不少的死刑罪名都显得过于严苛。而且，在多年来的司法实践中，一些死刑罪名实际上被长期搁置而名存实亡。刑法修正案拟取消这些死刑罪名，不仅是对法律自身尊严的一种维护，也是对社会文明进程的一种正面回应。

在至今保留死刑的国家里，死刑针对的一般是极其严重的犯罪行为，或者主要针对夺人性命的谋杀罪。但在我国1997年刑法中，却有不少针对经济犯罪的死刑条款。有一些死刑罪名的设置也带有过去时代的明显烙印，如走私珍贵动物罪、票据诈骗罪、传授犯罪方法罪等。对这些社会危害并不显著严重的犯罪行为，法律却规定了死刑这样的最高刑罚，这实际上让刑法相关条款难于在现实中运用，也让人感受不到法律对生命的敬畏。这样的刑法内容，与当时的司法观念和立法水平是有着很大关系的。

近年来，宽严相济的司法原则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不断得到贯彻。严格控制死刑、坚持少杀慎杀，也成为死刑领域一个越来越受到重视的准则。死刑制度改革，成为司法领域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内容。但是，司法毕竟是以法律为依据的。如果法律尤其是刑法本身不能严格控制对死刑的适用，如果死刑的门槛过低、而让人感觉命不值钱，则司法体系再怎么修正，也难以起到正本清源的作用。此次刑法修正案草案虽然没有像社会预期的那样，拟取消所有针对经济犯罪的死刑，但一次性减少13种死刑罪名，仍然足以令人感到欣慰。法制文明的这种进步，让人体会到现代中国人道主义的分量。

如果站在更具历史纵深的角度去思考，死刑的设置和运用就不仅仅是一个法律问题，而是涉及到人类自身信念的文化问题和哲学问题。对什么样的犯罪行为可以适用死刑，或者，死刑本身是否应该存在，都是对人类自我价值的一种回答。现代文明社会的一种主要价值诉求，就是对生命至高无上这一观念的庄严确认。在这个价值观念面前，不仅对死刑的娱乐化围观再也没有存身之所，连死刑的合法性本身也存在争论。如果我们的法律不能以这样的价值体系作为参照，或者说，如果刑法不能很好地体现对生命价值的尊重，它就很难获得牢固的文明地基。

以生命至高无上的价值观念来观察我们的死刑制度，就会发现，它仍有很大的改革空间。按照罪刑相适应的理念，死刑作为一种最严酷的刑罚，它只应该被适应于极少数最严重的犯罪行为。现行刑法即便按照最新的修正案做出修订，其死刑罪名的设置也有进一步讨论的余地。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的罪犯，还应该获得更多的救济渠道。死刑缓期执行作为一种有效的法律制度，在司法实践中应该得到更充分的运用。而死刑制度的最终存废，则会成为未来立法改革中必然面对的课题。对这一问题的充分讨论，是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的必然指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