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起的中国国家形象宣传片，目前正在紧张拍摄当中。宣传片由30秒的《人物篇》和15分钟的《角度篇》组成。执行制片人苏明霞说，30秒钟的《人物篇》就是要展现最普通的中国百姓状态，他们是如何生活、工作的。导演表示，“打工子弟小学”这一元素入选该片，是为了说明中国有富人，也有穷人，也有上不起学的孩子。(《京华时报》8月30日)

什么样的片中人，更能代表中国？什么样的情境，更符合当下中国的真实一面？这无疑是“中国国家形象宣传片”首先要面对的问题，而就日常经验的判断来说，在关乎国家形象这一重大问题上，宏大叙事策略的运用曾经是不二选择。但是，这次，我们看到了不同：“中国有富人，也有穷人，有上不起学的孩子，我们就是要拍摄一个真实的中国”，“只有我们自己先有感动，拍出来的东西才能够感动外国人”等观点的表达，让我们体会到了更加贴近民众的“国家形象”。

也正因为如此，“打工子弟小学入镜”引发了舆论的聚焦。“中国国家形象宣传片”当然是一种宏大叙事，而把闪亮的一面和各类精英人士大面积纳入其中，也在情理之中。但是，社会的真实性在于，我们不仅仅有李嘉诚、杨利伟、姚明、刘翔、章子怡、袁隆平，还有很多社会的边缘人物，他们是不是中国的一部分？他们是不是只能被宏大叙事所遮蔽，属于他们的“小人物形象”难道只能被忽视吗？

“打工子弟小学入镜”的出现告诉我们，“小人物”和“小叙事”同样是“国家形象宣传片”的一部分。从一定意义上说，小人物的“小叙事”更值得关注。

简单说，宏大叙事就是无所不包的叙述。宏大叙事具有集中的主题、明确的目的，叙事具有连贯性和自身内在的统一性。借助于这样的叙事，所有与之不合的事物、方式、人物，都被排斥在外，这个“大叙事”带有垄断性、强制性，似乎拥有天然的合法性。就我国的现实而言，很多相关形象的宣传中，采用的都是这种叙事策略，大人物是历史舞台的主角，抽象的“群众”仅仅作为陪衬，而其中的弊病也是鲜明的，那就是主题永远先行，并且任意对表达对象进行“剪裁”，由此制造出来的“形象”，往往在某些方面是真实的，但是，就整体来说，存在一定的瑕疵。

温家宝总理曾说，我经常劝记者多到中国的农村和中西部地区看看，你到那里看就知道上海和北京的发展不能代表整个中国。“上海北京不能代表整个中国”的思维指向和“打工子弟小学入镜”，从深层次上来说，有一定的契合逻辑，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只看到上海北京，还要看到西部和农村，不仅要看到“重点学校”，还要看到“打工子弟小学”，这些都是“国家形象”的一部分，并且是更真实的“国家形象”。

直面现实，才能在提醒我们之余，真正感动社会。这难道不是“国家形象宣传片”所应追求的效果吗？

公众不被“抽象”的“国家形象”更契合公意。诚如论者所说：国家形象在画家罗中立看来是《父亲》；在作家史铁生看来，是广袤的黄土高原。而对更多的个体来说，“国家形象”来自于切身的体验，来自于“小人物”的“小叙事”。在这个意义上，“打工子弟小学入镜”不但是更真实的国家形象展示，更是能激发公众共鸣的载体。在笔者看来，宏大叙事让步入真实关怀的“国家形象宣传片”蕴涵着进步和文明，意味着一个民族的自信不再维系于“宏大”，更表征着公众不再被“抽象”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