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9日，“民营资本500强”名单的公布以及“民企500强利润总和不及两大央企”新闻标题的出现，使深化国企改革的议论再度升温。但业绩斐然的国企，尤其是央企如何深化改革，意见却难以统一。

遥想七年前，当时国企经营之难，曾经让甫一成立的国资委对自己的职责产生了相当大的歧义。那时的国资委在“管好”国企，还是“卖掉”国企之中犹豫不决。现在看来，这个争论似可告一段落了。“国企能够管好”似已被央企良好的利润证明为事实了。

但央企利润巨幅增加的事实，是怎么得来的？可以说，相当部分央企如今烈火烹油似的业绩，是靠国内市场的垄断获得，并在世界行业排名靠前的。

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央企在保值增值的道路上继续前进似可期也。这样的好时光，要谈深化国企改革，难有压力，也无动力。而这样的企业，即便有很高的效率，但只要它以国家信用和行政权力做基础，它谋取的利益即便做到企业利益最大化，做到了国家利益最大化，全社会因此付出的成本可能也是高昂的、无法消化的。比如经常遭到老百姓诟病的汽柴油价格、通信费用，以及世界最大市值和特别能够盈利的石油公司，和世界上客户群最大、也特别能盈利的电信公司，而这又有多少理由可以自豪呢？

“管好”国企不能是简单地管出企业本位的效益，若是这个思路，那是不负责的。从烟草这个暴利的行业在中国的地位，可以看出“管好国企”的误区有多深。

烟草这个行业，除了能够赚取暴利之外，和军工、能源及金融相比，谈不上对国家经济命脉有任何战略意义，甚至对老百姓的生活和社会还有害。但在中国烟草业作为高度垄断的行业，只有国资委管理的央企——中国烟草总公司唯一可以经营。这还不算，还有两块牌子一套人马的政府部门保护这唯一的经营者。从企业微观经营，到行政手段全部实施的烟草行业，最为典型地说明了“管好国企”只从经济效益出发的弊端。

如何深化国企的改革，和管理出国企的效益，有很大的不同。前者要求在深化国企改革的过程之中，国家要建立平等主体的有充分竞争的市场环境。这个环境的建设，大部分情况下，需要国家的企业退出来。

但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国国有企业，国有控股的企业数量多，资产规模庞大，我们已经无法简单一卖了之。如何退出？的确考验中国经济的宏观管理经济能力。因为这样的深化改革，是需要创新的。而且既慢不得，又快不得。慢了，系统性风险越积越大——比如政府唯利是图（唯GDP论，不过是其翻版）影响公信力；比如央企的高额利润和全社会的利益无关，甚至侵害社会利益，都是系统性风险。近年来国进民退的焦虑始终挥之不去，原因就是我们对国企的改革慢了！而快了，路径不清，层出不穷、花样百出的国有资产流失难以克服。

这样的难题交织中，我们唯一能够选择的突破口，或许就是调整好国企和全社会的关系，把国企的行政角色彻底改掉，逐渐将国企的国家控制，改变成公众控制，即把国有企业叫成国民企业，虽然都可以简称为国企，但是国有企业，还是国民企业，是有天壤之别的。

把本来就是全民财产的“国企”，改造成为股权分散的老百姓的“国企”。在这个过程之中，如何管好全民的国企就不再是国家以一己之力，找一个依法出资人管理国民的财富，而是按照市场经济逻辑组建的公众公司，自己在运行。

这种企业的运行，产权清晰简单、投资主体分散多元，不仅完全符合现代公司治理结构，而且也不在市场上高人一等可以兼做某种行政的裁判。美国的GE就是最典型的例子，虽然它是私人企业转化而来的，但众所周知，全球的市场都近乎把这个公司看成是美国式的“国企”。

最为重要的是，在这个过程之中，中国国企将不再是各级政府的下属，不再有任何行政的角色。它对社会的责任就是企业的社会责任，而不再有任何政府和企业角色不清的混淆。但在这种顺理成章的改革中，政府不要把它当成赚钱机器，这可能是比较艰难的。不过我们已没有理由回避，没有时间犹豫了！

（作者系上海独立财经观察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