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近日《东方早报》报道，在上海外滩多家国际奢侈品的专卖店门前的人行道上，有一幕不雅的场景：大批的游客在地上铺了报纸，或坐着休息，或者吃盒饭，甚至有人直接躺下来睡觉。据记者采访，门口休息的游人妨碍了奢侈品店的生意，保安不得不“劝走”坐在橱窗边沿上的游人，甚至通过洒水来“赶”人。

这样的场景固然很不雅观，但思考不应止于一句“素质差”。在奢侈品店前，席地而坐吃盒饭，可能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某种缩影。

今年经过改造的外滩重新开放，管理者有意提升外滩的品位，在标志性历史建筑里引进了国际奢侈品专卖店；有人在这种店门口吃8块钱的盒饭，自然很败坏风景。事实上，外滩的万国建筑群这边，长达一两公里根本没有一个长椅可供游人休息，只有银行和奢侈品专卖店，附近的高端酒吧、饭店，绝大多数普通游客是消费不起的。盛夏季节里，到此观光的众多游客铺报纸席地休息，固然不雅，也的确没有其他好的选择。

当初想把外滩打成一个奢侈品的高端中心的时候，有没有想到，外滩不仅是买得起奢侈品的有钱人的外滩，它也是上海最著名的旅游景点，那些来此观光的普通游客也应得到礼遇？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中国成为奢侈品的消费大国，同时，贫富差距的问题也越来越敏感。最近的江苏新沂宝马四次碾轧儿童案中，“宝马”两字拨动国人敏感神经。奢侈品牌在不少国人心中代表一种原罪、一种特权、一种对底层的伤害和蔑视。外滩这幅场景，似乎成了一个缩影，橱窗里是一个令外国艳羡的富裕的中国，橱窗外是另一个中国——舍不得消费的中国人，席地而坐，吃着盒饭，欣赏着免费风景。就连这种免费的权利，在一些人眼里也越来越不顺眼了。

鲁迅先生曾写过一篇文章叫《论俗人应避雅人》，其实富人也应避穷人，富人有足够的资源可以避免穷人的打扰，没有必要非得跟穷人争抢公共资源。但中国却是马太效应，富者能享受到更多的公共资源。比如，杭州西湖被众多“只接待会员”的私人会所围了个严严实实；外滩越来越高档，奢侈品中心的定位正在侵蚀其大众旅游景点的定位。在最大限度发挥公共资源经济效益的同时，也应注意公平性，不能让它们成为富人的“禁脔”。

所以应思考我们到底需要怎样的城市，怎样的城市规划，其中普通市民的利益应该得到充分重视，他们也应该有足够的话语权。

1960年代，美国简·雅各布(Jane Jacobs)在其名著《美国大城市生与死》中，充满激情地批判了由联邦政府资助的大规模旧城更新项目，同时赞美了曼哈顿现状环境中街道生活的欢乐与祥和。雅各布提出过“街道眼”的概念，主张保持小尺度的街区和街道上的各种小店铺，用以增加街道生活中人们相互见面的机会，从而增强街道的安全感和亲和力。

依我的观察，2000年之前设计的小区比较亲民，小区第一排房子底楼是个门面房，开设着便利店、小饭店等，可以满足普通人的日常需要。而2000年以后，建筑理念转变为突显豪宅的森严，那是没有店面房的，周围环以高墙、绿化带。这就有一个麻烦，在高尚社区里，你可能走上几站路都遇不到一个便利店。有朋友曾去过上海某著名的滨江豪宅了解行情，售楼小姐告诉他：那里物业费不贵，一个月才7000多块！这样的豪宅白送给我，我也没法住，一则付不起物业费；二则，在如此高尚社区里，没有地方买早点、买充值卡，总之这是一个不友好、排斥低收入者的社区，而中国式的豪宅正是建立在这种理念之上，甚至可以说中国不少富人的财富观也是建立在贬斥穷人的基础上的。

说到“不友好”的建筑，就得谈谈中国近年来政府部门的流行建筑风格——门前大广场、巨大的希腊廊柱、一眼看不到头的台阶。在政府的大建筑面前，绝对挤压出你的渺小和惴惴来。既然政府部门是为人民办事的(特别是那些窗口单位)，就应该造得让人敢进去。

再说回外滩没有长椅的事，刊登此新闻的《东方早报》同一天的国际版上刊出另一则新闻，纽约百老汇大道变身为行人散步、休憩的宁静走廊。当地政府官员称，这一改造将更有利于服务社区居民，原先被汽车“霸占”的道路空间得到重新分配和利用。照片上，一位纽约市民正躺在路中央的躺椅上，他们不需要铺报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