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学生，如何理解成功？作为老师，如何实践师德？作为学校，如何看待教育的目的？9月17日上午，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教授在第四届复旦基础教育论坛上，从种种怪现状说起，痛批校园内外弥漫的“成功秘诀说”、“教师走穴风”、“教育谋官论”。他认为，对于教师而言，“身正为范”比“学高为师”更加重要，教给学生的应该是丰富的思想和对整个社会的责任感。(9月18日《新闻晨报》)

杨校长的“痛批”，是批到点子上的。比如，对于学生的功利，杨校长举例道，学校邀请了某个大学者做学术报告，总有些学生在报告结束后一拥而上，把事先准备好的推荐信拿出来，直截了当地说：“请您签个名，我要去美国。”对于教师“走穴之风”，他也说了一段亲身经历：自己当副校长的时候，曾经参加过一个论坛，从主持人处知道一位大学教授40分钟“出场费”高达20万元，特别是经济学家。杨玉良总结这类人很容易陷入一种糟糕状态：被各地邀请，比如去深圳讲完之后，人家请你吃、请你喝、请你参观，回来后又到苏州去讲，就把深圳的内容加进去。

然而，这样的“痛批”，是不是告诉公众，校园内的这些问题，都归于学生、教师以及社会的功利氛围？或者是为了告诫学生和教师，要克服自己身上这些问题？在笔者看来，作为一校之长，对于这些问题，更应该反求诸己，从中反思作为校长对此应当承担的责任，并采取相应的行动。

近年来，高校校长在各种场合，批评大学问题越来越“流行”，甚至包括大学行政化，似乎这些问题与自己无关似的。而且，“有趣”的是，不少大学校长批评完之后，转身就干上自己批评的事，比如大学行政化，大学校长刚在会上说有的干部有严重的官僚作风，回到办公室，马上就通知人事部门，由于自己有事，学术委员会会议不开了；还比如学术不端，有大学校长刚厉声表态要“零容忍”学术不端，转过身就布置怎样不要让学校的学术不端曝光……

对于这些批评与行动不一，大学领导们的解释是，大学的办学自主权有限，实在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对某些问题无能为力。能说出来，已是十分了不起。我相信，“能说出来”，在普遍不敢说真话的现实环境中，确实是一种进步，这总比那些整天说套话、假话的校领导好。朱清时先生就曾说，现在做校长说一句真话都难。但是，我并不认为，校长就没有可以作为的空间。

以校园的功利氛围而言，诚然，这受到社会的影响，也与名目繁多的教育行政评估密切相关，但是，如果校长在自身职权范围内，严格界定自身的行政权，与教育权、学术权的界限，甚至从自己做起，担任校长之后，就不再从事教学、不再进行学术研究，避免自己与教育利益与学术利益的纠葛，大学之内用行政权力瓜分教育资源和学术资源的情况是不是可以好转？如果校长明确要求学校的财务开支，完全透明，每年将每笔收入与每笔支出，全部向师生以及社会公众公开，学校里还有多少腐败的可能？如果针对学术不端的举报，不管当事人如何位高权重(比如校领导或者院士、著名学者)，学校皆从维护声誉出发，立即成立独立的调查组，进行深入调查，并根据调查结果对当事人严肃处理，学校哪来学术不端的保护伞，治理学术不端何来那么难？如果面对各种浮躁的办学风气，诸如强调规模、强调政绩，校长能保持清晰，大学何来明显违背教育规律的事接连发生？

对于以上“如果”，当然有一种疑问是，如果校长这么做了，他当校长有啥好处？捞不到课题，还得罪人；还有一种结果是，如果校长这么做了，他连校长也干不下去了。在功利的现实环境中，校长自然会考虑这些问题，而换着另一种语境，即校长是想做名副其实、有风骨的教育家，这种“疑问”根本就不值一提，而这种“结果”，也完全置之度外。——在中国教育史上，这样的校长不止一例，甚至可以说，曾经出现过一个只为理想，不为官位、利益的校长群体。

令人遗憾的是，今天似乎很少有这样的校长，阅遍当下中国所有高校，几乎都是一个模样，校长们为了保住自己头上的乌纱，同时使自己当校长的利益最大化，并无积极性推进学校的去行政化改革，也努力防止学校的教育腐败和学术腐败曝光。批评教育问题，于校长来说，更似行为艺术。如若校长都这般功利，又怎能渴求教师和学生不功利呢？——要表明自己不功利，则请校长反求诸己，拿出相应的行动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