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在媒体与大学生之间发生的事情很值得思考，一是对媒体与权力的反思，二是对大学生的精神状况及其根源的研究。但是，我首先想到的是英国作曲家蒂皮特创作的清唱剧《我们时代的孩子》，它的一些主题词使人深思：“哦，我的孩子！”“我究竟对你—我的儿子做过些什么？”这是无法回避的问题，我们就从这里开始吧。

教育话语与大学生的道具化

从基本的层面来看，整个中国教育体制在价值理念上的扭曲与迷失是导致大学生的政治冷漠和恐惧的重要根源。教育的最高价值不仅仅是传授知识，更重要的是开拓人的胸怀、培养人的独立思考能力、培养当代公共社会的理想公民。为此，教育本身必须是独立的、自由的、超越现实的，教育本身必须具有理想主义的精神气质。然而，放眼教育的现实。在威权的形塑下，“教育何为？”这样的根本问题长期被扭曲与迷失，受教育者的灵魂与精神气质中出现对人类根本理想价值的冷漠、对威权的恐惧是必然的。

教育体制的具体执行者是学校的领导人与教师，冷漠与恐惧正是从这里开始“言传身教”给大学生的。大学中的行政主宰学术、官本位利益膨胀的现实使许多大学教师、行政人员竞逐于官场，媚上作态是他们在校园里平常的本能反应，对政治的冷漠是必然的；一旦风波涌起，在威权下对个人利益的考虑和恐惧更是十分自然。为了坐稳校园中处级、厅局级的交椅而不惜出卖学生者，并不鲜见。校长不容易当，但是不当这个校长却并不困难；“很多事情不是我们所能决定的”，但是你自己的灵魂取向却是你自己可以决定的。旧时代的大学校长还多少保有的那种节操和骨头已经难见到，很令人唏嘘不已。污浊的利益捆绑使大学官员回避着道德底线的拷问，这对于大学生的冷漠与恐惧的影响应如何评估？

再看我们的教师，说实话，有多少人的价值取向、思想能力以及精神气质与理想中的教育价值理念是相符合的？当教师成为了教育体制现状的获利者的时候，对政治的冷漠与恐惧也是很自然地发生的；更不用说，多少教授为了跻身厅局级跟班的行列而奔走竞逐，很难设想他们与追求真理之间还有什么纽带可以连结在一起。为人师者在大是大非问题上的冷漠、怯懦和恐惧已成为教育中的常态，学生的冷漠与恐惧又有什么奇怪呢？ 在谈大学生的问题的时候，让我们这些当教师的人首先承认、震惊和内疚吧，大学教师尤其需要回顾人类思想史上大学的理想主义精神，尤其需要睁开眼睛看看仍存在着苦难的社会现实，由此而反思我们自己身上的惰性、怯懦与势利之心，然后真诚地面对学生吧！

从教育者谈到政治课程教育，这是思考的自然路径。本应该要培养学生对政治问题的独立思考能力和对社会的分析批判能力的课程，却是以意识形态的宏观话语对学生进行灌输，其功利主义的目的无非是使其成为“无思想者的思想”，成为大学生面对宣传机器时说话的依据。从这样的角度来看，对最近议论颇多的媒体与学生之间的报道事件的复杂性，我认为并不排除有些对话的真实性。我甚至可以设想如果同样的情境发生在我周围的学生或青年教师、青年行政人员身上，出现同样的对话绝不是不可能。这是因为，那种对话的话语框架、威权笼罩的色彩其实正是各种名目的公共政治课程的自然延伸，它们不仅没有系统地把真正有价值的、符合人类文明普世准则的政治学、伦理学知识传授给学生，不仅没有鼓励学生结合理论知识思考中国现实问题以培养独立的判断力，反而更是在一种完全虚幻、彻底不真实的话语枷锁的囿限中继续灌输着错误的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