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实现居者有其所的目标，济南市正在加大保障房的建设，从2007年起，济南廉租房房源每年以成倍的趋势增长，公共租赁住房作为一种试点新生事物，也成政府重点打造的项目。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同样作为保障性住房的经济适用房却显得有些“寂寞”，当地已悄悄地连续两年停建经适房。当地官员称今后都将弱化经适房建设，而加大廉租房和公租房之类保障房的建设。（11月15日《齐鲁晚报》）

为什么停建经适房呢？当地官员和专家解释说：经适房是典型的高不成、低不就，是一种错位的保障形式，这种既非完全市场化，又非完全政府保障的房子，哪头都不沾，处于一种比较尴尬的境地——停建经适房，是为了让位于真正的保障房。弱化经适房建设，是地方政府一种很明智的纠错，这样的住房保障体系转向，使保障房真正回归了保障本位。

经适房在中国的体制语境中确实是一个怪胎，说它是保障房，可它的价格并不低，说它是商品房，可它的价格又比一般商品房低一些。它既有保障房的属性，又有商品房的性质，高不成，低不就，半市场半保障。正因为这种模糊的定位，使经适房成为一个很大的社会问题，滋生出无数矛盾和腐败。许多经济学家早就呼吁取消经适房，可在畸高的房价下，经适房还有是一定的价格优势，所以反对取消的阻力非常大。像济南市这样悄悄地弱化经适房建设，是一种明智且务实的改革路径：不是一下子取消，而是在弱化中慢慢使其退出。

经适房虽不至于取消，但确实到了必须弱化的时候了。

毫无疑问，经适房最让人忧心的问题首先是腐败。“开着宝马住经适房”只是早几年前的问题，富人骗购之外，如今又异化出新问题，就是掌握着分配权力的公务员阶层将经适房变成了一种福利。媒体已经曝光过多起这样的丑闻，经适房腐败触目惊心。从武汉的六连号到老河口的14连号，到北京大量经适房违规出租，再到郑州的经适房用地上建别墅，再到南阳官办公司骗经适房项目建商品房，层出不穷、井喷式腐败给公众的感觉是，打着助贫旗号的经适房已成为权贵自肥的盛宴。

实际上，人们从来没有质疑过经适房在“助贫”上良好的初衷，也没有质疑其在“解决低收入家庭住房困难”上起到的作用，人们的疑问是，为什么这样初衷良好的制度在许多地方会异化为权贵的盛宴，成为官办公司谋利的资本，成为部门权力寻租的资源，成为富人牟利的工具，本该是低收入者的保障性住房，却在权力操纵中被权贵所通吃和强者所垄断。以茅于轼为代表的一批经济学家，多次表达了力挺取消经适房、降低经适房舒适性之类的观点。其实很显然，如茅老这样长期关心弱势群体利益的人，并非反对经适房“助贫”的善良初衷，而是对政府能否透明公正地分配经适房忧心忡忡，对蕴藏着无穷腐败可能的分配权充满警惕。

经适房另一大问题是“高不成、低不就”。买得起的人没有资格买，而有资格买的人又买不起。记得广州在去年清查经适房转租时曾查出这样一些让人感觉很沉重的案例：几名转租者虽然违规出租了，但出租理由却沉重得让人心酸，比如一个业主因为家庭贫困只得靠出租经适房来缓解月供压力，自己和家人租住在只有6平米的破公房里。勉强买下经适房，然后用转租的租金还房贷，而自己去租住更寒酸的公房，这并非偶然的个案，而是当下的经适房制度必然导致的一个结果。

媒体披露过昆明、石家庄、济南等好几个地方每次动辄上千套的经济适用房先后遭遇被“弃购”的尴尬。为何要放弃呢？因为买不起。由于贷款难、首付款高、定价高等诸多原因，许多低收入家庭却根本买不起经济适用房。符合申购条件，但根据这种条件却根本买不起房，这是经适房政策的致命悖论。正因为此，许多房子都流到了那些不符合条件人的手中。

既然如此，根本起不到保障功能，又滋生无穷腐败，不如渐渐弱化直至取消，而把资源用在建真正的保障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