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以来，国人是不惮于打赤膊的。酒馆里有人喝至兴起，打起赤膊，吆五喝六，是常见的一景。《三国演义》第五十九回写道：“许褚性起，飞回阵中，卸下盔甲，浑身筋突，赤体提刀，翻身上马，来与马超决战”，由此演化出一个“赤膊上阵”的成语。西方电影中，施瓦辛格和史太隆一向也以赤膊示人，一身肉疙瘩让我等体型不美者汗颜。

许褚是英雄，施瓦辛格和史太隆是艺人，打赤膊、穿短裤咋看都是一种美。现实生活中，倘在公共场合一身赤膊短裤，招摇过市，会遭人侧目的。大庭广众之下敢于赤膊短裤需要底气，要么有炫耀癖好，要么信奉“斯文都是狗屁”。抱定这种心态的多是市井宵小。脑子里常有莫名的一念：假设专家教授官员等斯文人群里，有人于街头赤膊短裤光脚丫，情何以堪？形似的一景我没看到，这是幸运；意似的情景却呼之欲出，这当然是不幸。

近日有报道说，云南大学工商管理与旅游管理学院尹晓冰副教授，自曝开价值50多万元的宝马车去上课，手机号码有七八个，是三家上市公司的独立董事。尹副教授与同行交流时“善意”提醒：大学教师全心投入教学是一种毁灭。这番话是在一个全国性研讨会上说的，想必讲坛上的“尹老板”正襟危坐，领带皮鞋派头十足，咋看也不乏与身份相符的儒雅。如今吐出这通异端言论，咋看都像街头打赤膊，穿短裤，露肚脐，光脚丫之流，似喝醉酒的暴发户，抑或赢了一把的赌徒。

商业精英一般不会自我否认，财大就是气粗，装孙子也没用。知识精英更多的是自我否认精英身份，矫情地说自己也是弱势群体。较之那些整天装得像劳苦大众，嘴上谈良知，私下闷声大发财的知识精英，扒光了外衣的尹副教授无遮无掩，倒是有些真性情。前不久教导学生“40岁时没有4000万身价不要来见我，也别说是我学生”的北师大教授董藩，面对舆论抨击改口说是“写着玩儿”的，还担心事件被弄成高考题目，多少有所顾忌的。我宁可相信尹副教授站出来说此系“酒后胡言，不必当真”，免得心中仅存的那点师德尊严被击得粉碎。

开着宝马车去上课，做多家上市公司的董事，自称用在教学上的精力只占1/3，倒是应了一句话——“教授越来越像商人”，猥琐且充满铜臭气。这还不够，尹副教授认为那些全心做教学的同行，是在“毁灭自己，照亮别人”。“传道授业”在“师者”眼中形同“毁灭”之举，这无论如何是一件让人不寒而栗的事。武大原校长刘道玉曾说，大学是从事高深学问研究的地方，绝对需要象牙塔精神，要安贫乐道和耐得住寂寞。从这个意义上说，做知识分子跟做和尚类似。做和尚要受戒，做知识分子也要受戒，而这种戒不是别人逼你受的，自己一旦选择了它，就不能犯戒。哪能剃了光头，点了香疤，又出去喝酒吃肉呢？

尹副教授声称“不讨好学生”，想要讨好什么呢？目前稍有独立人格的学者，没有谁以担任独立董事为荣的。为了能一年白拿10多万，完全按照以销定产的原则，老板需要什么就制造什么，只要老板扬着大把的票子一声呼哨，就有人摇尾争抢资本分发的狗食。学者卖论求财，非要从狗洞子里爬进爬出不可，本不值得大惊小怪，人们也懒得理会这类学术奴才，可有人偏偏要向公众炫耀和叫板，比如尹副教授，那架势分明是倚着宝马香车高喊：“有本事你们也去挣大钱，把咱替代掉”。除了顶着一副教授头衔，那做派与光膀子穿个大裤衩划地盘、抢码头的混混何异？

不论怎么说，尹副教授都是可以归为知识精英一类的人。知识精英承担着社会教化使命，发挥着价值范导功能，参与对于意识形态的注解和宣传，向学生灌输社会理想。他们往往确立价值尺度和审美趣味的标准。舆论空间的拓展，是社会进步的重要体现。知识精英得益于这种进步，更应成为公共话语平台公序良俗的维护者。讲台上的尹副教授们，言行举止势必会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如果弟子们晕头转向跟着“师傅”狂热鼓噪，衍生开去，这将是何等的悲哀。

知识精英的土壤是系统信任，如果你要做精英，就要遵守这个系统的规则。就尹副教授而言，你要选择继续当“和尚”，就请收起赤膊短裤的装扮，规规矩矩穿上“袈裟”，哪怕“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这个钟还是要撞的。倘若受不了清规戒律耐不住寂寞，也别当犯戒出格的和尚，因为清规戒律无法容忍“花和尚”，那么干脆去商界混迹。至于在商业的花花世界要不要继续赤膊短裤，那是自己的事了。眼下大学不虽能成为“精神圣地”，最起码应该是“精神高地”，在引人仰望的高地上赤膊短裤，胡言乱语，斯文扫地则比市井宵小还要等而下的。（肖亚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