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由于公路收费对于地方政府巨大的重要性，在应对来自上层的各种整治政策时，地方政府往往会通过各种手段化解具体的政策。全国政协委员宋振铎曾透露，北京机场高速到2005年收费总计32亿元，但实际上，这条建于1993年的高速公路造价不过11.65亿元。建立之初，北京机场高速施行“还贷收费”，收了3年多后，又转为经营性公路，这样就在1997年1月得以重新批准收费30年，估算到收费期满的2026年底，还能收费90亿元。类似的情形在各地并不鲜见，诸如广州花都区五个收费站在没有年检的情况下持续收费多年，甚至经营该公路的公司还存在高官背景等。

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领域是一个利益博弈的场所，公路的收费政策涉及利益巨大，更是充斥了各方利益主体的搏斗。尽管中央政府三令五申要整治乱收费情况，可地方依然照收不误，其重要原因在于目前有关收费公路的信息不够透明，这就导致了公众和媒体的监督无法直接介入。然而，对于地方政府及其官员而言，身处政府系统的他们对于具体政策关键点的理解，以及对于政策出台步骤的熟谙，都远甚于公众。这使得在这盘利益博弈的棋局中，真正的成本担负者———公众则只能置身一旁、隔岸观火，静静等待自己命运的落定。

在具体的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中，哪一个利益相关方缺席，该利益主体就必定遭受损失。此次五部门的联合行动尽管态度坚决，也高调强调除了清理收费站外，还要完成地方性法律法规的规范和收费公路的信息公开工作。但总体而言，如果公众在公路是否收费、该收多少费的政策制定上继续失声，一旦地方上的利益集团展开利益博弈，这依然会是一出与公众完全无关的老戏码。因此，对于公众而言，必须取得在公路收费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中的话语权，包括通过听证会表达意见，要求收费公路公开收支情况和余款使用情况等。只有公众的目光得以介入，公众的影响才得以发挥，公众的利益也才能得到真正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