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朝阳区规定，承接政府建设工程、采购项目的企业，须提供检察机关开具的“无行贿犯罪证明”。

这不是首创。早在2002年，宁波北仑区检察院就建立“行贿人资料库”，进而在全市推广。这一措施，当时即报道为“使有行贿前科者在进入招标伊始就遭受到最大的阻力，丧失入围的机会”。

国内是否还有更早的试验，我不了解，但网上检索可见，检察院建立“污点查询”系统，拒绝有行贿记录的企业进入政府招标环节的做法，2003年以后逐渐多起来，现已在很多地方执行。相比之下，我有些奇怪这一规定在北京为何迟至现在才“率先在朝阳区实施”。

贿赂行为必有行贿与受贿两个方面。虽然，依照法律，行贿和受贿都能构成犯罪，但在中国，打击受贿远比打击行贿为多。一种猜测，大概以为行贿有被迫成分，而受贿则处主动地位。但前几年已有舆论注意到行贿者在一定情况下也可能处于主导位置，是一种主动的交易，因而主张应像法国、意大利等国那样，对行贿与受贿以相同的法定刑一视同仁地处罚。

这一主张受到相当强烈的反对。有检察官撰文说，贿赂犯罪外人很难知晓，如果对行贿与受贿同等处罚，就会使行贿人抗拒调查，而“行贿人的口供对案件的侦破起着关键的作用。如果他选择不配合、不开口，那么，贿赂很可能成为烂在肚子里的秘密”，因此同等处罚行贿与受贿是“理论上无懈可击，但却缺少现实意义的‘高见’”。

不过，现在我们知道，刑事诉讼法据报正面临大修，禁止强迫自证其罪有望入法，沉默权可能确立，而“如实供述”、“坦白从宽”等可能作古。由此，口供将在很大程度上难以成为刑事办案的依靠，以便于获取口供来解释行贿犯罪从轻处罚，显然不再有充足理由。

一个企业，因其曾经行贿而在一定时间内被取消政府项目招标资格，还远非法律上与受贿同等处罚，但多少有利于扭转因“无后果”而导致肆无忌惮进行行贿的风气，有利于建设一种非贿赂的公平竞争环境。请想想，在“个人征信制度”的覆盖下，一个公民是多么容易被记录“信用污点”，从而产生一系列的麻烦；而一个企业，一个企业法定代表人、负责人，如果在有了行贿犯罪记录之后，仍然可以自由自在地继续在政府项目中投标、中标，这是何其不公平的情景。

有了行贿污点查证系统，并非万事大吉。去年南京“7·28”爆燃事故发生后，有媒体报道事故暴露了“失效的行贿黑名单，失守的制度禁区”。在引发爆炸的项目中，没有任何单位查阅过 “行贿犯罪查询”，致使一个上了行贿黑名单的人承接了项目。

就北京朝阳区的规定来说，它要求所有参与政府项目招标的企业，提供“无行贿犯罪证明”，看起来，可以不使“行贿黑名单”失效。然而，我以为这实际上转嫁了政府招标中对投标企业的资格审查责任。

检察机关既然已经有行贿人数据库，那么政府项目招标中，或直接查证投标企业是否有行贿记录，或委托反贪机关去查证，都是可以的。而要求所有投标企业到检察机关去开具“无行贿犯罪证明”，不仅增加企业的麻烦，而且可能横生枝节，形成某种不必要的“审批”。

值得关注的是，尽管很多地方都建立了行贿犯罪数据系统，并要求产生污点记录者不能参与政府项目招标，但这种做法在多大程度上对遏制贿赂现象产生了作用，在多大程度上形成了对行贿者的限制，并不明朗。我们对行贿污点记录制度，可能更多是一种预想，而实际运行情况如何，工程贿赂、商业贿赂是否有所减少，未见确凿的报告。

（作者为资深评论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