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腐败与反腐败魔道斗法的无休止，决定了魔术与道术相生相克的无穷尽。一些腐败分子总想全身而退，便使出浑身解数，搞出一些新的腐败形式与手段，在监管的阳光一时难以照耀的角落暗自滋生。

前有中山原市长李启红“指导”亲属炒股获利，却妄想逃避刑事罪责。今有茂名市原常务副市长杨光亮，把权力当作产业运作，用赃款进行多元化投资。另有茂名几位政法系统人员，与涉黑团伙勾结，权力与暴力联合运作，形成黑色腐败产业链。

如果说他们是在任上即行腐败，那么另一些人则搞的是“期权腐败”。在任上装清廉，但暗自通过手中的权力为特定对象谋私利。表面上分文不取，却在心照不宣中留待来日，即待其离职或退休后再接受各种形式的好处，获取权力的“期权”收益。

这些年，从内幕交易到官商合谋，从官黑勾结到期权腐败，腐败方式层出不穷。尽管反腐部门都曾注意到，有的还及时出台反腐制度，也有一些腐败官员因此落马，但与腐败变种频生的形势相比，与其方式创新百变的情况相比，一些反腐制度的建立、健全和完善进展缓慢，致使一些腐败分子成了漏网之鱼。这提醒，反腐制度的创新能力亟待提升。

引人关注的是，中纪委副书记吴玉良近日公开回应期权腐败等问题，直面官员财产申报制度的困境。这从侧面表明，只有针对腐败的新形势、新情况，创新反腐制度，才能在魔道斗法中术高一招，克制住腐败分子的魔性。

以财产申报为例，这是公众期望甚高的反腐制度，但正如吴玉良所言，它的良好运行还缺少两个条件：社会的诚信体系和信息统计体系。的确，目前这一制度的运行，依赖于官员自行申报，虚报、瞒报尚无有效应对之策。同时，这些财产情况信息，是信息学上的一种“死的信息”，缺乏流动性，也难以相互印证，只有建基于现代技术，互联互通，这些信息才会发生有效的牵制作用。

杨光亮即是明证，他为自己和家人办了多个假身份证，并用假证购置多套房、办理多个存折，“潜伏”多年未被发现。既是腐败分子，又怎么可能把腐败所得如实上报？

再以期权腐败为例，尽管吴玉良所言有三招防范“权力期权化”，但腐败分子突破它并非难事。而且，很多获取期权收益的手段，隐秘而层出不穷，想要发现殊非易事。

由此可见，反腐制度的创新，不能只是修修补补式的创新，也不是头痛医头式的创新，而应着眼于反腐大局，搞系统性、集成性、根本性的制度创新，使腐败分子不能腐败、不敢腐败、不愿腐败，如此才有“道高一丈”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