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央行金融年会上曾传来一些数据，称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逾万名贪官携款上千亿美元外逃，尔后中纪委新闻发言人称此数据“说法失实”。但贪官携款外逃的现象，倒是不可否认。中纪委官员近日又称，中国将大力开展针对腐败分子的境外追逃和追赃工作。

贪官外逃，历来是发展中国家的通病，鲜有发达国家的贪官外逃的案例。道理很简单，发展中国家廉洁度低，容易产生贪官，而且发现之时，往往已经贪到不能不跑的地步，如菲律宾前总统马科斯及其“蝴蝶夫人”；而发达国家，经多年有效治理的积累，社会廉洁度比较高，而且往往在一开始小贪时就得到制度性的制止，如英国下院议员报销生活费案，有的“犯案议员”案值才几英镑。

现阶段看，要求中国马上建立起与发达国家一样的廉政社会，还不现实。但是，我们不可能先等国内廉洁反腐制度成熟后，才去对付外逃贪官，“追逃追赃”更有紧迫性。对此，我们不妨多研究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成败经验。

中国贪官多逃往美加两地，有时追逃工作受阻，原因多归咎于双方没有引渡条约。但引渡条约不是万能的，泰国就与加拿大签有双边引渡条约，但并不是所有逃到加拿大的贪官都能顺利地引渡回来受审。如泰国金融高官拉克什·萨克森纳，被控侵吞曼谷商业银行8800万美元，1997年逃到加拿大，其引渡就遇到重重阻力。这提醒人们，不要以为签下引渡条约就万事大吉了，一些国家总可以在其他领域找到“合理理由”不予配合。

那泰国的成功经验又在哪里？泰国警方曾奉国际刑警之红色通缉令，抓获了全球军火大王布特，美国急于引渡布特，泰国就与其讲条件，动用外交手段。几番交易后，布特引渡给了美国，而泰国也得到了想得到的好处。这说明，光能“引渡”还不够，必要时要敢于动用外交、经济等制裁手段，逼对方妥协。

另一个问题是，建立有缺席审判制度的国家，往往在追逃追赃方面占有主动。如缺席审判了外逃的贪官，国内法庭判决一旦生效，就可到相关国家请求司法协助，扣押和冻结贪官转移到海外的财产，即便抓不回人，也可以把赃款追回一些。中国目前尚未建立针对腐败犯罪的缺席审判制，一旦人跑了，司法程序也就无法启动，光是跑到别国说那是贪官，那是赃款，别人很难相信，而为了让对方相信，还得把证据不断送到对方手中，一来一回，成本巨大，耗时耗力。笔者在此呼吁，不妨建立针对腐败犯罪的缺席审判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