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提交深圳市人大审议的《深圳经济特区道路交通安全管理条例（草案修改建议二稿）》（下简称《草案》）对电动车的表述发生了一些变化，这也让似乎已是“板上钉钉”的深圳电动车“禁令”有了变化的可能。对电动车从“全部禁止”转向“以限为主”。 有关专家认为，相关修改意味着深圳对电动车从原来“全部禁止”转为“以限为主”，在立法层面已经为受电动车“禁令”影响较大的部分低收入人群预留了“政策出口”。（北京晨报6月30日）

此番经媒体披露的《草案》修改稿，虽然离该市绝大多数电动车主的期望值依旧相隔甚遥，但“禁改限”的措辞转变，不仅是对50万辆电动车车主释放出的政策善意，同时也是政策尊重社会阶层合理博弈一次迟到的回归（此前多个城市已施行“禁电令”）。作为改革开放窗口、肩负探索实践重任的深圳，这样的政策转向，很可能成为其它城市积极跟进并仿效的社会和谐建设范例。

数年来，全国各地的电动车在膨胀式发展下，已达1.2亿辆，正在以大量事实，成功扮演了阐释“物极必反”一词意义的鲜活典型，不少正面临着被禁的命运。曾几何时，电动车作为环保、方便、廉价等形象出现在公众眼前，甚至也为一些地方寄望于替代弊病丛生的摩托车的重要交通工具。可以讲，城市街头今日如群蚁般的电动车，也是公众遵守政策规定的结果。对许多电动车主而言，电动车是公开购买而来，城市过去也未禁行，对于一个合法的载体，陡然出台政策“一刀切”，这本身就是一种不公。否则，那也可假以环保等理由，对街头那些密密麻麻的汽车痛施禁令。

唯一能够成为电动车禁令的“政策稻草”是，时下市场上的电动车普遍存在超速超重现象。但是，这些违规产品从生产到批量上市，涉及多层监管，前面措施不力，将板子打在末端的使用者身上，这显然难以令人信服。

另一个事实是，无论城市管理者是否愿意承认，对电动车禁得越是干脆，最终结果将越有助于汽车的通行。众所周知，电动车是中低阶层的重要出行工具。如果没有廉价、方便的替代出行方式，城市管理者对电动车施以禁令，简单的“一刀切”，无异于对社会中低阶层平等享受公共资源权利的一次野蛮阉割。

深圳对电动车最终抛弃了简单的禁止，这显然是对广大电动车主博弈力量的尊重。在一个社会里，各阶层权利的有效保障，本来就是一个综合的跷跷板。只有制度对各阶层博弈权利的充分尊重，才可能实现公共资源的和谐共享。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孙立平亦曾指出，“建立利益均衡机制的基础，是形成利益表达机制及能够容纳利益表达的制度安排。”（瞭望新闻周刊2007年3月23日）。很显然，制度性尊重各阶层的博弈权利，这样的文明，远比参天的高楼、干净的马路、靓丽的汽车更能令人感到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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