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韩三国有着相似的“官场文化”，特别是近几年频繁出现官员自杀现象，且多为来自基层的中年男性官员。每次听到这样的极端事件，总会有人猜想这些官员犯了什么事，因为在日本和韩国，“体面文化”、“耻感文化”让卷入丑闻的官员轻生不是什么新鲜事，涉嫌腐败的中国官员也被日本媒体议论为“在民众对真相的持续追问下一死百了”。但调查又表明，多数东亚官员选择轻生是因为重压之下心理健康出了问题，有的患有严重的抑郁症。相比东亚，欧美官员显得没那么脆弱。如何让官员摆正心态、独善其身，如何防范官员自杀，这些问题自然引起人们的关注。有中国学者希望，中国官场应该“更科学一些”。而在社会舆论监督的影响力日益强大的今天，中国官员也要努力适应新的变化，积极进行调整。

抑郁逼死不少官员

最近几年，中国一些地方官员因抑郁自杀的消息多了起来。7月10日晚， 48岁的河北邯郸市邯山区区长张海忠在办公室自杀，生前他患有抑郁症，有失眠病史。4月20日，50岁的山东聊城市阳谷县维稳办副主任陈国庆在办公室自缢，这位正科级官员“曾有明显抑郁症状”。

与此同时，另一类官员自杀则常常让人们与官员腐败联系在一起。英国广播公司曾在报道中国官员自杀现象时说， 一些腐败官员自知无法逃避法律严惩而心理压力过火，或因企图中断查案线索、保护“既得利益者”而选择自杀。日本《周刊新潮》今年4月在一篇文章中说，在中国一种现象逐渐多起来：因贪腐嫌疑而被羁押调查的官僚“突然死亡”、选择用自杀方式回应警方调查。文章说，中国古话说“一死百了”，对这些身败名裂的官僚而言，就是“用—死来解决问题”，以此逃避一切。日本Kinbrick网站前不久还列出自2007年至今因涉嫌腐败问题而自杀的中国官员名单，并评论说，现在来自社会和民众的愤怒声给他们造成巨大压力，特别是民主化时代民众“对真相的持续追问”让他们无言以对，只能自杀了事。

一旦有官员自杀，公众首先猜测与腐败有关。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辛向阳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中国日前的制度建设还不完善，又处在腐败的易发期，官员腐败行为比较多，出了官员自杀的事情，大家很容易这样联想。中共中央党校蔡霞教授也表示，这从一个侧面说明公众对官员这个群体整体上的不信任，说明公信力在下降。

谈到官场文化，日本和韩国与中国有很多相似之处。韩国是一个自杀率较高的国家。韩国统计厅2010年9月公布的资料显示，2009年韩国自杀身亡的人数占全年总死亡人数的15.1%，其中“公务员和事务性工作从业人员”为自杀人数的18.5%，排在所有行业之首，是“农渔业从业人员”自杀人数的2倍。韩国公务员自杀的原因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因为牵扯到贪腐问题，接受警方调查，精神压力过大。今年6月20同，韩国江原道襄阳郡49岁的公务员金某上吊自杀。他在遗书中说，接受了某建设公司的接待费用，但没有进行其他勾结，希望警方能够彻底调查清楚。有分析说，官员自杀的情况反映出韩国社会根深蒂固的“体面文化”。另一种是因为工作压力过大，心理健康出现问题。2009年10月至11月间，京畿道先后有2名官员自杀，生前都很清白，家人反映他们“因工作压力过大，精神状态一直不好”。

“在日本做官僚不容易”是日本人常说的一句话。工作压力大也成为日本官僚“非正常死亡”的重要原因。日本一家社会研究所201O年调查显示，20%接受调查的政府或企业行政人员承认自己 “曾考虑过自杀”。日本《新观察者》2010 年曾说，因社会压力大，日本官员过劳死、患有抑郁症、举止失常甚至自杀的情况非常多。其中，40至50岁的男性基层行政官员更是因压力大而“非正常死亡” 的多发人群。2002年，在日韩世界杯即将开幕之前，静冈县藤枝市负责世界杯训练营工作的一位教委课长因不堪重负，写下“不能完成期望的工作”的遗书后自杀。静冈县当地报纸惋惜地说，官员被当成“万能钥匙”，过分使用让他们“心理崩溃”。日本雅虎网站形容一些日本官员是 “不睡觉的丁蜂”：每天早上6点从家里出发，在漫长的地铁“通勤”后到达办公室，然届是一天“充满了琐碎、重复和厌于尊严和名誉的执着感”进一步推动了官员的自杀行为。此外，日本政治界拥有根深蒂固的“集团文化”，有的官员会因未能完成集体使命或“替人受过”而轻生。日本《周刊新潮》2008年曾对此评论说，日本政坛的一些自杀案显示的是“冷酷的政治现实”，集团利益和压力足以让一个官僚之死不明不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