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6月中旬起，北京市大兴、朝阳、海淀近30所打工子弟学校相继收到关停通知，涉及近3万名学生，很多家长无奈只好将孩子送回老家。长期关注打工子弟学校发展的公益律师田坤说，当前北京还有100多所不符合办学标准的打工子弟学校。对待这些学校，不同区县采取了不同的监管政策，但陆续关停、分流学生是一致的政策方向。

有年春晚演过一个讲打工子弟学校的小品，结局很温馨；然而，打工子弟学校的现实处境，却异常残酷。办学者认为自己是做好事善事，却总遭四处驱逐，不仅得不到任何财政支持，反而动辄就被一纸通知予以关停。关停的借口是现成的：在违法建筑内非法办学，存在重大安全隐患。

如今，城市教育部门处理打工子弟学校使用的词是“关停”，关闭并停止。这样的词语没有一丁点温情成分，好像它们是社会上一些阴暗不堪的角落，对城市发展未曾有过丝毫贡献。一个疑惑是，对待打工子弟学校，有必要像对待瘟疫一样，今天下关停通知，明天学校即成瓦砾吗？打工子弟学校不拿政府一分钱补贴，却同样在干着培养人才的事，关停取缔怎么就成了“一致的政策方向”？

除郑州等完全取消教育户籍门槛的少数城市外，大多数城市的公立学校都不给他们解决问题，所以打工子弟学校才大面积应运而生。城市管理者理当对这些打工子弟学校代为分担教育责任心存感激才是。若要取缔此类学校，至少也应先给这些孩子们安排一个去处。不能将学校关了就算完事，对学生此后何处就读却撒手不管。

在权利平等与流动自由的意义上，只要“教育均衡”的政府承诺尚难很好兑现时，那么外来工子女在城市就读不仅无可指责，而且必须得到政策的支持。即使打工子弟学校在办学硬件上不达标，教育部门也应更多予以帮助支持，为打工子弟学校争取必要的经费；更重要的是，评价一所学校有无存在的资格和必要，应该侧重倾听学生和家长的心声，让每个打工子弟都能在城市里找到义务教育的课桌。

除非政府承诺公立学校对打工子弟平等敞开大门，否则就不应粗暴地取缔打工子弟学校，将打工子弟不负责任地赶回老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