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宇”成了一个时髦的标签，很多见死不救的事件，都会“链接”到2007年南京法院判决的那个案子上。比如，最近的天津“许云鹤案”、南通长途车司机扶助老太反被诬为肇事者、武汉88岁老人摔倒无人扶窒息致死，以及上海老人摔倒无人扶10分钟后才有人报警的事。

上述新闻给人的印象是人情冷漠，想做好人反而被诬……舆论将这种人人自危，责怪到当年的“彭宇案”判决上。但这种“因果关系”，未免有些宏大叙事。

其一，按信息学的原理，越是小概率事件，包含的信息量越大，这类事件就会得到媒体更多关注。所以我们在报纸上看到的都是“小概率”事件，大家不能以偏概全，认为世风就像某些新闻曝光的那么冷漠。我们社会中发生的更多事儿，是老人受伤、走失，就有人报警、施以援手。只因这些事太普遍，媒体不可能一一报道。

其二，“彭宇案”的不良影响，未必有那么严重。“彭宇案”之前，见死不救的案子，也并不鲜见；“彭宇案”之后，也没有数据显示此类案子多了起来——不过，倒有不少案子的当事人，努力给自己戴上“彭宇第二”的帽子。以许云鹤案来说，他对媒体称：老太先摔倒，他停车是为救人。但在一审判决和二审陈述中，许的说法是他紧急制动停车，差点撞到中间护栏上，下车后“先看了一下车门是否与护栏发生刮蹭，之后才走到老太太身边”。这跟“彭宇案”的救人被诬，有相当的不同。而且，不妨问问那些看到倒地老人却不扶一把的围观者，其中知道彭宇案的又有多少？

传统儒家教导人们要“毋自欺”。有时，我们需要告别对别人的高分贝声讨，倾听自己心里的实话：我们不愿救人，真是因为“彭宇案”吗？真是害怕传说中的法律风险吗？或许，只是因为我们的冷漠、懒惰，甚至是看客心态；或许，“彭宇案”成了最好的麻醉剂，让我们良心得以安宁，不致愧疚。

否则就难以解释，何以围观者宁可站一个小时，也不愿打报警电话？打个报警电话，不会承担法律风险，这跟所谓“彭宇案”的恶劣社会影响难以扯上关系。

再以9月2日有上海老人在尚文路摔倒来说，有网友把此事图文并茂地发到网上，指“许多路人竟视而不见，不肯相助”，“大约过了10分钟才有路人报警”。且不说这围观的10分钟是否描述准确，是否算拖延，只想问问：那位拍照片的网友当时在做什么？

做“好人”，还是做冷漠的“坏人”？对这个问题，我们有选择的权利。比如有上海爷叔跳到同里的河里救人，还有上海爷叔在张家界用针灸抢救晕厥的病人，其中风险比疑似“彭宇案”的风险大得多，但他们还是挺身而出了。

我们未必个个要做舍己救人的英雄，但在不将自己置于风险中的前提下，我们还是能帮到别人的，比如通知家属和报警。关键在我们是否有一颗最起码的善心。也许“彭宇案”只是一个借口，榨出我们“皮袍下的小”来。彭宇，彭宇，几多冷漠假汝之名？

（作者系媒体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