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控门”引发对国家边界的思考

前不久，美国国家安全局代号为“棱镜”的秘密项目被曝光，该项目要求电信巨头威瑞森公司必须每天上交数百万用户的通话记录。而过去6年间，美国国家安全局和联邦调查局通过进入美国九大网络巨头的服务器，监控美国公民的电子邮件、聊天记录等秘密资料。近日，揭秘者爱德华·斯诺顿再度爆料，称美方长期以来监控中国内地和香港的目标。

此揭秘无异于扔下重磅炸弹，整个美国舆论随之哗然。以美国之影响力而言，“监控门”事件甚至引起全球性的恐慌。美总统奥巴马最近回应称，“棱镜”项目只针对外国，不会侵犯美公民隐私，欧盟和加拿大就此而表达了不满——在这些盟友面前，美国突然置身难堪的道德境地。

毫无疑问，斯诺顿已是美国政府当前最大的“麻烦”。与其说他带来的是爆料，不如说是一个让世界都头疼的问题：国家安全和个人隐私之间，乃至国家、个体之间，边界该如何拿捏、平衡？

对斯诺顿的评价就是相当矛盾的，有人说他是国家公敌，有人说他是英雄。作为国家公敌，他泄露了国家机密资料，影响了美国对外形象、利益关系，甚至让美国处理此事的涉外举措都变得左右不是。作为英雄，他让真相曝光，对保护公民隐私有利，而说得远一点，他的揭秘之举甚至有可能触动相关的国家信息制度。复杂的评价，意味着复杂的权衡，归根结底，美国、世界各国，从来没有如此正面、直接、急迫地看待国家安全背后的边界问题。

国家、个体间的边界是常识，但从未有过一刀切的边界，正是对边界的具体拿捏、平衡，才衍生出各种具体的制度构建。在国家安全问题上，这一拿捏、平衡却是无比困难的。以国家安全而言，政府要构建全面的信息监控系统，责无旁贷。信息监控，意味着个体信息、隐私的让渡，同时却也意味着被侵犯。与之相应，作为公民后盾、保护者的国家，一旦踩界，随时可能转变为侵犯者。国家安全涉及众多国家机密，安全工作的本质手段，就是机密手段，但人们信息权利的让渡，无法在机密中、在信息不对称状态完成。总之，这是一系列复杂的矛盾。国家安全到底该如何对待公民信息、隐私呢？“监控门”事件之后，这可能是世界各国都要正视、却无法一次性解答的问题。

可以说，人类的政治思想史，近半的讨论，都是在解决这一边界问题。时代在变，政治情势在变，这一问题也因时而异。当然，并不是要等待这一问题想清楚，国家行为才会正式开始，厘清边界，往往伴生着侵犯，甚至保护、侵犯的定义都在改变。很多时候，人们在国家的庇护下，也在不断争取个人空间，国家组成形式、制度随之变化、进化，历史在螺旋上升中进步。所谓边界，某种程度上，体现为国家、个体之间长久存在的角力过程。“监控门”事件正是暴露出：国家、个体之间的关系充满张力，甚至可以说是紧张。

“监控门”事件足够震撼，但国家对个人行为的监控，这不是什么新鲜事情。我们只是在一个足够震撼的当口，重新面对了这一问题。这个问题需要抛出来，它值得探讨，但没办法在一个概念框架内推导出结论。国家与个体的边界遇到了一个新的问题环境，这可能是“监控门”事件呈现的最大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