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泥城市，雨水往哪儿排？2012-07-26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2010年对国内351个城市排涝能力的专项调研显示，2008年到2010年间，有62%的城市发生过不同程度的内涝，其中内涝灾害超过3次以上的城市有137个；在发生过内涝的城市中，57个城市的最大积水时间超过12小时。
《人民日报》7月24日一篇文章中提及，住建部有关负责人认为，近年来城市内涝呈现发生范围广、积水深度大、滞水时间长的特点，这直接反映出目前城市排水管网覆盖率、设施排涝能力偏低等问题。如北京市近10年来，城市建设面积增加了一倍，但地下管网等基础设施建设却没有跟上，排水管网系统早已不堪重负。
除了排水系统之外，还有一个问题被忽视了：城市里的雨水，排到哪里去？除了河流湖泊，土壤是大水最好的去处。
一位媒体同行在东京等大城市看到，这些城市的步行道大多使用渗水材料。表面来看，铺路砖明显不如北京的平滑，可仔细观察就会发现，这些不算“好看”的砖，走起来很舒服，遇到下雨天，雨水也比较好往下渗。
记者走过有限的几个发达国家，它们的城市路面似乎不像我们的这样坚硬。韩国首尔的人行路多由小砖砌成，小草从中间长出来，下雨时，雨水很快渗下去。德国更不用说，许多城市的道路两旁都是高大的树木，遇到暴雨，雨水很快就可以流进草丛、树林。
其实，我们的祖辈早就总结出许多疏导大水的方法。在农村地区，修路的时候，两边都会挖上排水沟。可惜，城市在快速现代化建设中，忽略了这些“土智慧”。
为了缓解交通，立交桥跨过一层又一层；主路、辅路、人行道，全部被水泥硬化；广场也铺上厚厚的水泥、沥青，甚至停车场也都是一大块毫无缝隙的水泥地。路边的花坛、树木，甚至是草坪，也都被密实地圈起来，不让里面有限土壤跑到路面上，雨下大了，除了涌向下水道，无处可去。
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的专业人士曾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分析，比较“纯”的绿地，径流系数是0.2左右，如果路面铺上了水泥或是沥青的话，径流系数一般在0.9左右，意味着雨水落在硬质地面上，只有10%可以渗透到地下，剩下90%的雨量，要完全靠地下排水管道排出。而如果是“纯”绿地的话，将有80%渗透到地下，也就是说，面积相同的绿地和硬地，其自身的排水能力相差8倍。
我曾经留意观察北京的绿色隔离带，发现不管是环线主干道，还是狭窄的单向道，隔离带绝大部分都高出路面十厘米左右，里面种了灌木或草坪，都被水泥制成的砖隔离起来。下雨的时候，不仅路面的水进不到里面去，隔离带的水还要流下来，有限的绿地渗水，一点儿也利用不上。
雨水经过排水系统，最终要经过河道排走。可是，现在城市里的湖泊、河道越来越少。大都早就被填上土，轧得结结实实，然后盖上楼房。以天津为例，九河下梢的地方，原本许多河流、小湖，在本世纪初的几年，城区最大的湿地——梅江，已经全部被开发为住宅区，湖泊、湿地慢慢都消失了。
城市内涝已经不是新闻，城市管理者、市政专家们都到国外考察过、学习过，媒体也报道过许多先进经验，现在是该认真改变的时候了。
' />中国最缺“下水道市长”2012-07-26《人民日报》24日刊发的一篇新闻则披露了一组更为尴尬的数据：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对国内351个城市排涝能力的专项调研显示，2008年～2010年间，有62%的城市发生过不同程度的内涝，其中内涝灾害超过3次以上的城市有137个；在发生过内涝的城市中，57个城市的最大积水时间超过12小时。
逢雨必涝、逢涝必瘫，几乎成为南北城市的通病。而日益严重的“城涝”现象背后，则是城市基础设施长期投入不足、历史欠账多，特别是地下管网、排水系统建设及维护的普遍滞后。毫不客气地说，对于很多城市管理者而言，他们看重摩天大楼、广场绿地、博物馆及地铁工程等“面子工程”，招商引资、全球500强企业落地等“面子经济”，却鲜有官员在地下管网、排水系统等“里子项目”上下工夫。
法国大文豪雨果曾经说过，下水道是一个城市的智慧与良心。巴黎素来多雨，有“爱流泪的女人”之称，但城市内涝情况几乎难见，其长达2350公里的下水道功不可没，这几乎是北京到深圳的距离。我们还经常在欧美电影中看到这样的画面——其城市下水道宽阔通畅，甚至可以在里面撑船。城市里有了如此纵横交错、密如蛛网、庞大复杂、异常坚固的下水道系统，就等于有了一个容量巨大的地下水库，平时可以排水排污，洪水来临之时则能以最快速度将地表水引入地下，收集雨水并使之变废为宝。
正如网民所讽刺，中国城市现代化与世界的距离，就在于一条下水道。城市化、城市现代化，不只是表现在地面，更表现在地面之下。与巴黎、纽约、东京等国际大都市地下同样规模壮观的“地下之城”、“地下工程”相比，我们的绝大多数城市，地面之下的内容显得过于寒酸了。老城区下水道逼仄短小，新城区地下管网设计标准过低、建设滞后，某些斥巨资新修的道路甚至忽略了地下排水，以至于仅仅一场暴雨，积水就将路面泡坏。豆腐渣工程不可怕，怕的是政绩思维的豆腐渣化。如果我们的官员没有以一张蓝图绘到底、百年接力下水道之精神细心打磨看不见的“地下民生工程”，中国式城市化只能是徒有其表。
并非成长的烦恼，而是生命的代价。暴雨这味特殊的清醒剂在提醒人们：中国的城市化道路不能走偏，面对太多历史欠账，我们比任何时候更需要“下水道市长”。
' />北京暴雨伤亡人数不应是“敏感话题”2012-07-26《论语》记载，孔子家的马棚失火，孔子退朝回来就问：伤着人了吗？而没有先问马怎么样。这就是著名的“问人不问马”典故，其所传递的“人本”理念，至今可为典范。
北京“7·21”特大暴雨后，较之房屋、道路、农作物等损失，最牵动人心的是伤亡人数。虽然从最初的10人，到翌日公布的37人，死亡人数的发布已比从前大为提速；虽然北京市政府新闻办表示，经历了非典，在死伤数字上“绝不会隐瞒”。但在最终的准确数字出来之前，人们对伤亡数据的关切，仍然不会消减。
而这种关切，早在南丹矿难、汶川地震、蓟县大火中，在许多地方的突发性灾难中一次次呈现出来，而对这种关切的回应，我们既有成功经验，也有过一些反面教训。如何发布伤亡人数，如何为伤亡人数“脱敏”，成为治理者必须处理好的一道课题。
人命关天，对生命的关切乃人之常情。正因为生命无价牵动人心，作为权威发布者，政府自然要对伤亡人数的统计格外审慎，相关情况的核实也必须更加严肃。但与此同时，面对公众的“数字敏感”，甚至出现的一些“数字猜想”，我们也需要同时思考：这种审慎和严肃，如何与公众的关切与焦虑对接？又如何更好地彰显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
网上有一句名言，“当真相还在穿鞋，谣言已经跑遍半个世界”。与公民个体的信息披露不同，政府的甄别汇总有一个过程；与网络的随机发布不同，政府的数据发布也有一套程序。尤其随着新媒体技术的发达，手机、微博传递方式多样，今天的治理者面临着比以往更加严峻的挑战。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我们必须承认一个事实：在许多情况下，无论多么快速及时，权威信息总是跑不过小道消息、网络传言。
然而，即便如此，从国际经验来看，权威信息依然有跑快的时间，不实传言仍然有挤压的空间。
比如，就死伤人数来说，从判断失踪到确认伤亡需要一个过程，但是否可以滚动发布，先报失踪人数，再报死亡人数？从发现死者到确认身份需要一套程序，但是否可以先报死亡人数，再报死者身份？民间传言或许不够准确，但是否可以当作线索去核实，既回应关切又查漏补缺？信息公开不是一个静态结果，而是一个动态过程，利用多种信息渠道及时回应公众关切，我们就能更好地保证群众知情权，最大限度地赢得社会各界的认同支持。
在这个意义上，学习互联网时代的信息传播规律，尊重自媒体时代的舆情发展规律，正视权利意识高涨下的社会关切，善于在互动回应中建立公信力，是各级治理者必备的执政素养。事实上，相对于“负面消息”，人们更关注的是政府对待“负面消息”的态度。正如一位网友就伤亡数字在人民日报官方微博上留言：“勇于面对，才能努力解决；努力解决，才能赢得民心。”
也是在这几天，北京市委书记郭金龙强调，“因灾死亡情况及时向社会公布”。只有“公开”与“及时”连在一起，提速信息发布，提高发布质量，才能真正地以人为本，为死伤人数“脱敏”，也才能如恩格斯所言，从灾难和错误中学到比平时更多的东西。
' />从市情出发完整地认识这场灾害2012-07-26北京市1.6万平方公里的市域中，市区仅占10%，郊区约占城市总面积的90%。就地质状况来看，郊区县有很大一部分属于远郊山区，交通不便、通行不畅。而且受地形影响，部分山区生态环境脆弱，容易遭受极端气候影响。这一次“7·21”特大自然灾害，情况也是如此。
在这场61年以来最大的强降雨中，部分山区降雨量达到城区的两倍，并且诱发了山洪和泥石流，不少村庄房屋受损严重，交通通讯中断，导致了不小的人员伤亡和巨大的财产损失。当城区的城市运行基本恢复之时，郊区特别是受灾最严重的房山等地区的救灾善后工作依然纷繁复杂。进一步把郊区的救灾善后工作做好、做实、做细，将是一场难度不小的攻坚战。
这些年来，我们在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上做了很多工作。尽管如此，处于现阶段的北京，城乡发展不均衡的状况依然存在。本次雨洪灾害造成的生命财产损失，更加促使我们在今后的工作中，要花大力气进一步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完善各郊区县的防灾防汛体系。
特大型城市，本身就是复杂的矛盾统一体，只顾一点不及其余的分析，很难将大城市的问题解释完全。这场自然灾害给我们点出了问题，也指出了努力方向。不管是市中心还是郊区县，暴露出的问题都要靠进一步的发展来解决。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惟有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立足北京的市情，深刻把握北京所处的发展阶段和发展规律，才能牢牢把握城市发展的主动权，牢牢把握与自然灾害下一场较量中的主动权。
（转载自《北京日报》）
' />温暖的“让员工早点回家”2012-07-26在灾害面前，人际搀扶互助，社会的合力齐心，是筑起防灾墙的根基。
让人欣慰的是，人们积极投身于“相互救济”之中，不少企业也以温情举措应对灾情。在微博上，许多企业温馨提示：“各部门可根据员工住所远近、交通条件等灵活安排下班时间”，“如明天暴雨持续，可酌情安排员工在家办公，使用QQ、邮件在线签到”，“开车员工注意绕开积水路段”……
暴雨预警，俨然成了企业的爱心动员令。提前下班、善意提醒等举措，也备受公众的激赏。
“爱你的员工，就让他早点回家”，一时成了流行语。而这些企业，也用灵活应对回应了员工们的吁求，释放出人本关怀的善意。
提前下班，确实是权宜之策，但不可否认，就算只是应景式、临时性的做法，它也弥足珍贵。个中传达出的人本理念，保护了员工的人身安全，也给企业人文形象加了分。它融解了企业科层管理中坚硬的成分，体现出管理张力和人文精神。
暴雨来袭，对员工而言，能早点下班，意味着可错峰出行、及早防备，与家人聚合一块，不必担心受困于交通拥堵，也不用为家人安全忧心。要知道，前几天，之所以有不少市民被困，就是出行时机不佳，难以避险。
当然，让员工安全有保障，也是企业应有的责任坚守。希望在可预见的重大灾害来临前，企业给员工放假、提醒，不只是“一次性的道德自觉”，更是内化到企业文化中，形成一种常态化的应对机制。
临时应变的能力，未雨绸缪的心理，也是企业应备的基本素养。它应植根于企业的人本情怀上，更需要用“制度化”做依托。实质上，暴雨来前让员工早点回家，是爱，也是对责任的恪守。
□佘宗明（大学生）
' />企业短信预警跑到了前头2012-07-26网友纷纷在微博上“晒”预警短信，譬如，多家保险公司短信提供公众带好雨具，有的饭店、4S店、商业网站等商业机构发布短信提醒公众注意出行安全。不能不说这些商业机构的反应实在灵敏，但实话实说，看到这样的短信让人心情很复杂，他们或许是在借机宣传自己，但不能否认的是，这也的确会起到提醒的作用。
社会机构的职能不同，导致各自责任不同。商业机构本无须发布这种预警短信，正是因公共预警信息的缺位才使其有了诞生的理由。一则是不失时机地一次营销，二则是体现其人性化的一面。
但是，作为纳税人，民众无疑更希望看到来自权威部门发布的预警短信，因为这也是公共部门的职责所在。值得肯定的是，经过上一场暴雨洗礼，公众期待出现的公共预警短信最终到来，新华社报道，25日中午在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后，气象部门与三大电信运营商合作，向全市范围内发送了相关手机预警短信。截至25日20时许，已向1170万人次发送了预警短信。
暴雨的经验教训告诉我们，与其雨后投入资金救灾，不如雨前投入资金防灾。公共预警信息的全面覆盖才能最大程度减少暴雨带来的损失。
今年夏天，北京或许不止目前这两场暴雨，还有可能再现暴雨天气，期待公共预警短信能最及时、最全面、最准确地发放，成为公众的安全保障。发送各种商业短信背后的商业机构可以自发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但无论如何，在公共事务上，尤其是面临突发灾难时，政府公共职能绝对不能缺位。
□冯海宁（媒体人）
' />改变防灾观念，适应“多雨北京”2012-07-26昨天，北京市气象台发布暴雨蓝色预警信号，市国土资源局和市气象局也联合发布地质灾害黄色预警。据气象部门方面表示，“跟常年降雨量比较，北京有可能正在往多雨的时期转变”。
在北京生活的人，很多可能已习惯认为北京是一个缺水城市，防范雨灾的意识较为淡薄。可为佐证的是，7月21日的暴雨，北京气象台发布了自2005年建立天气预警制度以来的第一个暴雨橙色预警。从预警等级来看，雨情异常严重，可大型球赛、演唱会没有受到阻止，很多市民依旧开车出行，对一些危险地段不知回避，对洪水陌生。由此可见，此前很多人既不关注这些预警信息，也不清楚具体如何应对。
回顾近几年，北京夏天的强降水已经越来越频繁。一些立交桥下可以“看海”的现象，早就出现多次。“7·21”特大暴雨，只是以一种更为沉痛的方式，提醒这座城市——必须从意识到行动，从政府城市整体规划建设到市民的生活习惯，都要警惕大雨可能引发的灾难。
相比于7月21日雨灾的猝不及防，昨天，面对另一场暴雨预警，从政府部门到普通市民，均做出了很多未雨绸缪的应对。但除却这些应对预案之外，更为重要的是，需要对城市的各项基础设施进行一次普查。北京历史上是一个水系很发达的城市，因为气候演变和经济社会发展，很多水系渐失。近些年，人们更是习惯了常年雨水不足的现状，很多河道干涸，排水、泄洪设施和人的防灾意识一样，松懈、老化，一旦面临突发的暴雨期，极有可能出现局部崩盘的现象。
更为严重的是，许多环路和立交桥甚至村庄、房子，占据了原来的水系与河道。比如京港澳高速这次的积水处，古时就是一条河道，把高速建在曾经的河道中，不知道设计者是否考虑过如何应对？实际上，这种被暴雨“检验”出的隐患，并非孤例。
房山等地灾情之所以超乎想象，除却雨量确实太大的天灾因素外，新京报记者在房山采访时发现，受灾的大石窝镇沿后石门村主干道南北走向的泄洪河道，种满杨树，有些河道甚至被民宅挤占；雨灾后被困上百名学生的房山青龙湖少年军校基地，也是建在排洪河道上；房山周口店镇境内的多条河流，均存在不同程度的淤塞，有村民指出是因周边石材厂管理混乱。
“7·21”特大暴雨之后，有网友建议把积水严重的地点一一标注在地图上，制成“洪涝地图”供雨天参考。这些地方之所以积水严重，背后恐怕少不了规划建设的问题。因而，“洪涝地图”更要成为“整改地图”。实际上，经过上次暴雨的检验，城市规划和设施建设存在的问题和隐患，很多已经暴露，需要有关部门进行整体的筛查，并拿出系统的解决方案。
北京正在进入多雨期，暴雨对这座城市的考验正愈加频繁。有关部门应和民众一起，尽快转变观念，补足功课、弥补欠账，如此才能适应“多雨北京”，做到防患于未然。
' />“打开车门”何以成为一道生命课题2012-07-25一个北大研究生，一家时尚杂志社的社长，在生命的危难时刻，明明身边有救生工具，自己却不知道去找、去用，偏偏要用自己的头去撞车窗，结果头破了，车门却未开，最终不幸在车中溺亡。人们在扼腕痛惜的同时，更多的是对死者缺乏自救能力的哀叹。如何打开车门，居然成为一道危及生命的“科学难题”，折射出学校及社会生命教育的严重缺失。
近年来，自然灾害频发，特别是威胁生命安全的诸如地震、雷击、溺水、火灾、食物中毒、交通事故、人身伤害等，如同平静湖水中的暗流，悄无声息地包裹在人的周围。每一个鲜活生命的意外逝去，在社会声声叹息的同时，留给逝者家属是良久不能平慰的伤痛。因此，北京广渠门溺亡司机用头撞车窗逃生的悲剧，再一次警示社会：从学校开始，重视生存安全教育，增强人们防范生存风险、规避人身意外的能力，显得十分重要。（海峡导报）
' />北京急需摆脱“半城市化”2012-07-25北京地下排水系统都如此不堪一击，其他城市可想而知。其实不仅是排水系统的问题，它还暴露出北京应急系统等管理系统的严重滞后。可以说，中国所谓的城市化，很大程度上仍处于“半城市化”的状态，没有实现真正的城市化。
据统计，2010年中国城市化率已达46.59%，用30年时间走过了西方200年的城市化过程，显然是城市化的“大跃进”。但地方政府对随之而来的公共设施配套、制度建设、产业配套及生活成本增长、文化不适等问题，少有应对方案，所隐藏的社会风险不容轻视。
大陆城市综合竞争力排名最前的北京，超级拥堵、空气污染、排水不畅等，让市民感受到的却是城市生活的烦恼。当下这种“半城市化”是一种残缺的生活状态，不仅意味着经济、政治、文化权利的不完整，也意味人们享受城市文明成果的不平等。此外，快速城市化带来的公共设施不足、社保薄弱、文化贫乏、社会治理与制度滞后、环境污染、户籍隔离等一系列“半城市化”问题。这些问题若听之任之，可能让整个社会落入城市化所带来的陷阱。
作家爱伦堡在赞美巴黎时说过，巴黎不是按计划兴建起来的，而是像树林那样自然成长起来的，往昔和现在融为一体，这使它成为一座奇妙的城市。这样的城市观值得国人反思，城市也像植物一样，不能拔苗助长。在现代社会，城市不仅意味着摩天大厦和繁华市场，更被看作是社会权利、管理、文化和各种应急系统最大限度的集中，它已成为文明的推手，将人类的文明经验不断演变为真实可感的符号。
这场大暴雨导致的狼狈，让人更应反省的是城市治理模式。美国城市治理模式经过市长暨议会制、城市委员会制、城市经理制等不同的模式。城市经理制在上世纪初诞生，为美国大多数城市所采纳。它由市民按区域选举一个小型市议会，再由市议会聘用一位专家担任市经理，全权负责城市行政管理事务。在这种治理模式中，城市被看作一个大企业，市民为股东，市议会如同董事会，市经理如同总经理，这样市政机构成为一种高效的企业化组织。由于市政问题常涉及不同阶层和社区的利益，市政的决策过程应有广泛的市民参与。市民可普选议会，还可旁听市议会会议，在关系民众的重大利益问题的决策上，参与投票表决。市经理定期介绍重大的市政项目，鼓励市民参与城市管理。这种制度推动了美国城市的现代化。
对中国城市来说，比大兴土木更为重要的，是如何实现城市治理模式的创新。只有创新城市管理制度，城市各种系统的协调运转才有可能。我们应反思的是，中国究竟需要怎样的城市化，如何让市民参与到对城市的治理中去？只有解决了这些问题，30多年来的城市化成果才能保得住，不会因一场灾难而毁掉。
' />逃生课，用时方恨少2012-07-25这几天，车辆入水无法开门、如何破窗逃生的话题，备受传统媒体和网友关注，不论有车还是没车，大家都很受启发。在突如其来的天灾、人祸面前，人往往显得单薄无助。当对外求助无望时，人们只能自救。但是，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急中生智”，紧急时刻，也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清醒地意识到，什么才是自救的最佳方式。
在明知是试验，不会出现意外的情况下，记者用网上推荐的“汽车座椅上的头枕”、“汽车内附工具中的拖车钩”、铁锤等工具，在一辆国产越野车内做砸窗试验。结果，在用全力的情况下，男性也无法用头枕击破车窗，而铁锤、拖车钩等坚硬、重、易甩击的工具，却可以将车窗砸破。问题是，即使想到了，每辆车上都预备着铁锤、拖车钩等工具吗？况且，意外发生时，当个人尝试多种方式处置失败的状态下，还能从容而理智地尝试更多的自救方式吗？
车辆入水逃生的经历，对个体而言，称得上百年难遇，而遇难逃生，不仅仅是暴雨、水淹，还有失火、地震、台风、空难，以及防抢夺、防强盗、防交通事故、防被绑架、防性侵犯等等，有多少人受过专业的逃生训练，又有多少人愿意提前学习即将用到，或今后可能会面临的自救常识？更多的人，都心存侥幸。现实中，乘坐飞机时，没有几个人认真听完起飞前的安全解说，更多乘客会将希望寄于空乘人员或飞机上的自动救险系统。
一方面，困境或意外发生后，我们会感叹自救训练及逃生课太少；另一方面，有这样的训练及逃生课，太多的人又心不在焉。即使学校组织相关的逃生训练，因为不会列入高考、升学考核，学生多是将其作为一种游戏方式，缺乏足够的体会与重视。这种逃生课用时方恨少的现象，值得教育部门、媒体和社会有识之士共同关注。
人类需要依靠科技进步与文明，来发现灾害、预防和规避风险，但逃生自救，绝对是一个永恒的话题。无论你重视还是不重视，也无论你经历过还是未经历过专业的逃生训练，危险都在那里，用不同的逃生方式或攻略，应对不同的安全威胁。让每一个人都未雨绸缪，我们可以做得更多，也应当做得更多。
如何逃生，是一项公共责任，更应该是一种生存技能。世界上“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逃生，要靠我们自己。
' />趁灾加价 板子不能都打司机身上2012-07-25暴雨中不出车的司机，和出车加价的司机，到底哪个更没“良心”？在我看来，出车加价更有利于被困在大雨中的市民。但是，人们却指责那些加价的司机。好吧，那下次司机会怎么选择？很简单，全都回家。你让司机单方面承担暴雨的风险，道德上你赢了，实际上却输得一干二净。
还有一位经济学者表示，有人谴责部分司机和旅馆趁机涨价发财。其实不该谴责，允许他们涨价发财，才会有更多的司机冒着遭受损失的可能出来上路拉客，才会有更多的旅馆增加床位为人们提供住宿。这是最有效的抵御灾害的手段呀。
对真理最大的威胁，倒不是谬误，而是这些似是而非的观念。看似有理，逻辑上挺有迷惑性，实则大谬。真假、是非、善恶、利害，这个判断的价值次序，是不能颠倒的，一颠倒就没了底线。半吊子的经济学，常常自以为是地分析利害，根据想当然的假设去推理，却不问现实中的人情，不问法律的是非。趁灾加价，这显然是一种强制，特殊的情境下强制你接受一个价格，离抢只有一步之遥，不仅在道德上是不可接受的，在法律上更是不允许的。
迷信市场的人，最常犯的一个毛病是，在去道德化的过程中，也失去了基本的法律是非。加价，在出租车管理中，是不被允许的。出租车实行的是特许经营制，与此对应的是价格管制——价格经听证后由物价部门定出，公司和司机不能随意加价。关注过出租车价格调整听证会的人都知道，每个地方在调整出租车运价时，都已经将雨雪等灾害因素计入出租车的运营成本，最终是一个综合了各种成本的价格。在一个自由市场中，企业可以自主根据需求调价，可在一个受管制的行业中，加价是违法的，无异于抢劫。
有些人会说，被困在机场，宁愿挨司机宰也希望赶紧回到家，最大的问题就是没有车——这不能成为司机可以宰客的理由。“宁愿挨司机宰”也不是一种自愿的选择，而是公共服务滞后落后下的无奈选择，实际是被强制的。市场交易，最重要的是公平和自由，趁灾加价，显然是一种强迫的状态。
“趁灾加价”在道德和法律上都应该受到谴责，但是，不能将板子全部打到司机身上，而放过了背后真正的作恶者。趁灾加价，是道德问题，但其后也有可以理解的无奈，暴雨中出车，隐藏着不小的风险。虽说已经将雨雪等灾害因素计入出租车的运营成本，但这样的运营成本主要是针对出租车公司而言，钱都被公司拿走了，并没有补贴给司机。司机暴雨天出车，并不会拿到比平常出车更多的钱，却承担着高得多的风险，车可能被水淹，雨中可能出问题等等，这些风险都由司机扛，出租车公司不会分担。这种情况下，司机只可能有3种选择：一，学雷锋，做最美的哥；二，窝家里不出车，回避风险；三，加价出车，冲抵风险。
所以，最大的问题不在司机，而在既有管理体制下唯利是图的出租车公司，大部分利润都被公司以份子钱和管理费的形式拿走了，风险和成本却由司机承担。于是，矛盾和冲突都集中到了司机与乘客之间，出租车公司坐在背后数钱。
批评趁灾加价的司机，更不能放过其后的出租车公司和管理部门。
' />志愿者去灾区应戒盲目2012-07-25北京暴雨导致房山地区受灾以后，牵动了无数人的心。北京市民也充分发扬了北京精神，昨天在微博上，一群热心的北京市民自发组队作为志愿者前往重灾区参与救援行动。如网友Aliice-莹在微博播报，“今天看到一溜贴着抢险的面包车在小区门口等人，估摸着是小区里的群众组织去房山救援了。”志愿者的积极参与，让人感动。
目前已经有一些民间救援队及多名志愿者前往房山，并开始发布当地的需求信息。在目前的救灾活动上，这是汶川与玉树地震以后，已知的最近一次有规模的民众自发前往救灾的志愿活动。
据微博实时发布可看到，民间救援队壹基金救援联盟的队员到达灾区后，也通过志愿者了解灾区各个村子受灾情况，这种组合，充分发挥了各自的优势，志愿者灵活机动前往灾区各个角落及时准确地摸清情况，由专业救援队作为消息的统一集散中心集中协调，为后一步的物资精确发放提供了支持。
但对于部分志愿者而言，有一些需要关注的地方。比如房山地区的险情还没有完全排除，而一些不具备专业工具和信息源的志愿者车队，对于当地地形地貌、近期天气情况、道路路面等情况并不能完全把握。在没有充分准备和足够技能条件下前往当地，可能不仅不能做到为救援工作添砖加瓦，也有可能在前进途中遭遇险情，成为被救的对象。这些情况，在汶川与玉树地震中都大量出现过。
有爱心当鼓励，但是自身安全更应放在第一位。民间的自发参与，也不限于前往一线，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不能前往一线的志愿者，支持那些民间组织的专业救援活动，也同样有着重要的价值。
□赵缶（职员）
' />青岛“不涝”：记住历史留下的1/30功劳2012-07-25一场世纪大雨，让青岛“不涝”的传说，一次又一次被人提及，皆因城市排水系统的完备与科学。长达3000公里的地下管网，丘陵居高临下的地势和直通大海的便利，三大因素形成了强大的防洪能力。
但是，这个能力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随着城市规模与历史发展，一步一步地配套形成的。如果论功劳的话，恐怕要归功于长期对城市排水功能的完善与建设。所以，从这个角度把青岛防洪的功能记在德国身上的确不合适。不过，有一点值得澄清，青岛作为历史并不悠久的城市，德国在殖民时期城市建设规划和建设布局，留下的基础与理念，事实上为后来的建设者提供了一个路径和模式。从这个意义来说，“1/30”的功劳，又是“30/30”的真理。
其实，青岛“不涝”传说的解读，没有必要过于纠结是谁的功劳，也没有必要忌讳曾经被殖民的“民族情感”，而在于这座城市的排水建设，对其他城市的借鉴意义。这个意义，在于始终坚持城市排水能力与城市规模相配套，因地制宜科学设计与落实建设的理念。
争论青岛“不涝”的功劳，尽管有失偏颇，但如能够对今后的城市建设有所裨益，便善莫大焉。毕竟，城市功能建设不可能一蹴而就，并且城市排水建设是城市发展不可或缺的部分，是城市的“良心”，更是一种民生，不是什么“功劳”，而是一种责任。如若非要说是功劳的话，那也是留给后人评判褒贬的责任成色。
于此，不仅要问，我们能不能开创一个城市排水功能建设的先河，或者成就一个完善城市排水改造和建设的新模式，为后来者提供一个因袭的路径，留给历史“1/30”的功劳呢？
□木须虫（公务员）
' />下凹式立交桥能尽快改造吗2012-07-25此次北京暴雨聚焦较多的广渠门桥和京港澳高速都是下凹式立交桥，下凹式立交桥所带来的“逢暴雨必积水”问题再次得到关注。
其实，早在2004年7月10日，暴雨就曾造成北京城区70多个路段及8座立交桥下严重积水，交通瘫痪长达6小时。
北京市水务局原副总工程师朱晨东曾从专业角度分析立交桥积水成因，其中之一就是快速城市建设发展没有给立交桥附属泵站留出足够的安装空间。
而北京有关方面也曾探讨挖蓄水池解决立交桥下积水的可能性，但目前尚未有明确进展。
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市政所原主任工程师段昌和则表示，在具体实施上一些繁琐的程序阻碍了相关改造工程的进展。譬如，一条路已经建设好了之后，要把大型机械开进去，还要得到绿化园林部门的批准挖坑，诸如此类需要很复杂的过程。
在北京已经连续遭遇几场大暴雨的冲刷教训下，下凹式立交桥的改造应该尽快提上日程。同时，这场暴雨也在提醒着相关部门，对于公共工程来说，预防远比救急重要得多。如果下凹式立交桥在设计之初就能对其进行详细的安全性评估，且水位警戒和应急掉头阀都能具体落实，相信暴雨之中由此引发的悲剧会少很多。
□姚景（媒体人）
' />学会自救，灾后急需的社会行动2012-07-257月21日晚，因暴雨天气，广渠门桥下一名男子被困在浸满水的越野车内丧生。悲剧发生后，民众唏嘘之余，也不禁会想：如果不幸遇到类似困境，用什么样的自救手段才能逃出生天？
绝境中如何自救，成了这几天网民最热门的话题之一。
新京报记者实验发现，在用全力的情况下，男性也无法用头枕击破车窗，而铁锤、拖车钩等坚硬、重、易甩击的工具，可以将车窗砸破；车玻璃四角比玻璃中心更易击碎。对此，网上有了不同声音，称用头枕下的钢管“撬开”而不是“砸开”车玻璃可以逃生。正是这场逃生常识上的讨论，才让人惊觉公众于某些领域的求生技能，竟然如此匮乏。
在这个风险社会，火灾、暴雨、地陷、海啸……一切看似不可能的社会风险都有成真的可能，那么，我们的自救能力都准备好了吗？这个问题其实还可以化为更具体的追问：私家车常备安全锤了吗？公交车上的安全锤都还健在吗？公共场所的应急设备都会用吗？……
不得不承认，很多人对自救知识缺乏重视，所受的急救培训也很匮乏。以至于虎扑篮球：大学近日称将“开设爬树课”的消息，引起了广泛关注。厦大校长希望借鉴美国部分大学开设爬树课的经验，教会学生一些特殊逃生技能。
大学开“爬树课”，听起来有些荒诞，但如果看看暴雨中市民求生技能之孱弱，也许晚来的这一课就显得有些悲壮而严肃。不可否认，中国的基础教育或高等教育很少关注生存技能，这不仅暴露在极端天气中，日常也屡屡有悲剧印证——夏天溺亡的儿童，火灾中施救不当而亡故的成人等，一再证明自救知识的“缺课”，有时需要以生命为代价补上。
《人民日报》昨日报道了香港人对极端天气的应对预案。除了港府在城市的硬件建设上显得甚为小心谨慎之外，香港人更重视对意外灾害的防患于未然。譬如香港夏季热带气旋频繁，“出门查天气”是多数香港人的习惯，很多年轻人都会利用智能手机“出门先看天”，遇到极端天气尽量少出门；不仅市民习惯于将气象资讯当回事，香港的公司一般也会在天文台宣布悬挂8号风球前两个小时让员工下班，确保住得远的员工可以在风球到来前顺利到家。
遇到极端天气尽量少出门，这听起来很简单的习惯，其实也是“自救意识”的一部分。这种意识和如何破窗逃生一样，需要学校、家庭、社会乃至政府全方位的培训。有了应急避险能力教育，再加之慎之又慎的防范灾害意识，在突发事件中，最宝贵的“第一时间”才会有更多的生机与转机。
这场暴雨后，我们期待城市的排水等基础设施能有所改进——与此同时，我们需要一场提升公民自救意识和能力的全社会都参与的行动。某种意义上说，提升公民自救能力，也是雨灾留下的宝贵遗产。从车内放一把触手可及的安全锤开始、从出门关心极端天气开始，共同守护生命的美丽与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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