纠结了两个月后，奥巴马最终还是宣布授权美军“定点”空袭伊北部的宗教极端武装，成为连续第四位在伊动武的美国总统，不情愿地重复了他曾希望结束伊战的历史。最近半年出现微妙变化的中美战略关系，很可能将因美军“重返”伊拉克出现新的调整。

当前中东等地出现继“9·11”后第二轮恐怖主义新高潮，一个直接推动因素是美国和北约盟友为打击和削弱伊朗“区域霸权”，以及俄罗斯的国际影响，不负责任地大肆鼓励资助中东逊尼派力量起事，推翻叙利亚阿萨德政权。这个政策的一个直接结果，便是如今伊拉克攻城略地的“伊黎”组织（ISIS）获得前所未有的发展壮大，迅速成为跨越叙伊两国的最大造反武装。

形势的发展显然超出奥巴马的掌控。自6月起，ISIS接连攻占第二大城摩苏尔和前总统萨达姆的故乡提克里克，甚至准备向首都巴格达大举进军。这无法不让人联想到1996年秋，塔利班武装向喀布尔进军，阿富汗政权溃不成军的一幕。阿富汗因此成为基地的“鱼米之乡”，进而导致五年后的“9·11”恐怖袭击。这两次极端主义高潮的渊源很相似，堪称是“历史的重演”。除了思想根源是同样的逊尼派激进主义，其最大的促成因素都是欧美强权注重眼前利益的短视国际政策。

奥巴马之所以在空袭问题上犹豫两个月之久，一个最重要的原因是，奥巴马的视野放在更大的战略棋盘上——中美在亚太的战略博弈。但两个月后，当奥巴马意识到伊拉克局势的危险，他不能冒着美国再遭“9·11”悲剧的风险。

进一步而言，中美在伊拉克是有共同的战略利益。美军对极端武装的定点轰炸，一个直接的后果是稳定了产油区的安全形势，稳定了国际油价，有助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经济的健康发展。

但对美国而言，轰炸伊拉克带来的“红利”，他们当然不情愿被分享。尤其在当前美国的战略调整期，奥巴马的战略新重点仍希望放在亚太地区，分心伊拉克意味着战略部署调整，中美之间的战略博弈自然随之调整。当然，我们要注意到，正如奥巴马一再重申，美国不会考虑长期介入伊拉克军事冲突，美国未来的战略重点依然是亚太地区。奥巴马的如意算盘本身没有问题；问题在于，美国空袭伊拉克的持续性、空袭带来的后续影响等。

相比伊拉克，更令奥巴马头痛的其实是乌克兰危机。马航MH17事件非但没有让乌克兰危机缓解，反而愈演愈烈，美俄在乌克兰的对抗正逐步升级，在东欧形成美俄对峙的局面可能趋于长期化，甚至还可能趋于尖锐化。由此出现的衍生物，则是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或许会受影响，这也是未来奥巴马战略重心离开亚太的唯一可能。

李明波（媒体评论员）

【从布什到奥巴马，针对阿富汗、伊拉克以至整个西亚北非，固定时间表和既定框架，人人失算、步步落空、事事被动。】

美国总统奥巴马7日威胁动用空军打击伊拉克宗教极端武装ISIS，宣布向这一国家北部宗教少数派成员提供人道援助，声称“美国会赶去帮忙”。8日，美军发动空袭。

过去几年间，身为美军“总司令”，奥巴马将近午夜显现荧屏，少见；语调沉重，语句审慎，语义收敛，同样少见。他承认，对现状，即“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长足进取、伊拉克政府军无力抵抗，美国无从改变。

美国军方人士稍后介绍，奥巴马讲话，是在美军三架运输机由两架战机护航，在伊拉克北部山区完成不足15分钟低空飞行、投下8000份食物和5300加仑饮用水以后。而空投区域内平民数以万计、遭宗教极端武装围困，亟待救助。

8000份食物供给数以万计流离失所的伊拉克人，算是帮忙？

15分钟空投，战机护航，事后宣布，显现美军担心宗教极端武装地对空导弹袭击？

今日伊拉克关联叙利亚，而两国危难都关联美国。

如果没有美国2003年进犯伊拉克，不会有什叶派、逊尼派和库尔德人政治分野，如今不堪外力进犯；如果没有美国2011年支持叙利亚内乱，不会有宗教极端武装在叙利亚境内集结和壮大，如今转战伊拉克；如果没有伊拉克和叙利亚乱局，相信不会有人让美军运输机承受导弹威胁……

如果依照美国和其他一些西方国家意愿，叙利亚现政府倒台，西亚动荡更难想像。

前任乔治·W·布什11年前发动伊拉克战争，奥巴马将近3年前号称结束战争，实际却让局势失去控制，愈发不可收拾。

美国国内，一些政界人士，身处与奥巴马对立阵营，指认现任民主党人政府无能。美国国外，众多学者和媒体人士，旁观美国外交政策和实践，确认奥巴马一定程度上延续共和党人布什失误，无关乎前者软弱或者后者强硬，却关乎美国人一如既往地以自我为中心看世界、一厢情愿处置国际事务。

回到几十年前那个“大时代”，美国至少有一些外交理论家兼政策实践者，譬如卸任国务卿亨利·基辛格，懂得灵活应用政治手段而不是绝对军事强势，求解国际争端、改变战略格局。按照基辛格判断，美国外交界一个通病，是认为任何问题都可以有一个解决方案，依固定时间表落实，在既定框架内实现。

从布什到奥巴马，针对阿富汗、伊拉克以至整个西亚北非，固定时间表和既定框架，人人失算、步步落空、事事被动。

奥巴马可以自以为动用军机、空投人道物资是给伊拉克“帮忙”，可能伊拉克方面官员会相信那是美国方面“道义”责任，而普通伊拉克民众会怨愤美方“造孽”至今。战前领导人萨达姆·侯赛因或许不值得“怀念”，但各教派和族群之间那些年的相对平和或许值得“记忆”。

尴尬属于奥巴马，因为他对伊拉克危局无解，对世界所面临的挑战更无解。

本报特约评论员 祁乐纛

【没有肢解苏联的庞大欲望，怎会有东乌克兰上空的陷阱；没有扶持神职人员对抗共产主义的战略，又怎么会有伊朗伊斯兰革命、人质事件、经济制裁、飞机坠毁等等一系列后果？】

伊朗塞帕汉航空公司10日发生空难，一场简单的悲剧。

消息传出，恐怕所有对国际航空业和国际政治有一点点了解的人，都会下意识地对坠机原因得出倾向性意见:机械故障。就像他们会在第一时间对马航MH17坠毁事件心生嘀咕，直接去寻找阴谋论的证据。

这并不是人们失去了邪恶的想象力，而是数学概率足以简单地杀死文艺推理。据统计，自1990年来，涉及伊朗飞机的航空事故总计发生200多起，致死2000多人。翻开过去10年伊朗大规模空难的记录，会有进入航空博物馆的感觉，找到很多如今已极少听说更绝少有人乘坐的客机型号，比如图B154、伊尔B62，还有这次失事的伊朗B140。这种客机实际上是原苏联安东诺夫设计局设计的安B140型涡轮螺旋桨飞机的伊朗组装版，2002年12月，该型客机在试飞时坠毁，导致至少46人丧生，其中包括参与设计的工程师。

问题很简单，遭到美国长期制裁后，不论是依靠俄罗斯的老飞机，抑或自主研发生产，还是用西方旧飞机零件拼凑，伊朗四家主要的航空运营商都无法充分保证乘客的安全，他们旗下老爷机队的平均年龄高达22岁，而且有些本身就存在设计缺陷。

解决问题的答案也很简单，业内人士很清楚，欧盟早就出于安全原因拒绝大多数伊朗客机降落，伊朗人也早就准备好了买100架现代化飞机的钱。但是，他们更新飞机的愿望目前必须不能实现，4月波音和通用电气公司刚刚获得美国财政部批准，可向伊朗出口商业飞机特定部件，不许卖整机。

因为政治，这问题解决起来很难。

政治其实也很简单，它会让人类看上去极为简单的生死问题变成交易，进而复杂异常。政治还会让人类的生死因为交易生出高低贵贱，进而带入价格体系。当政治需要的时候，大多数美国人从未听说过的伊拉克亚齐迪人会成为宇宙宠儿;当政治不需要的时候，卢旺达死在大砍刀下的上百万图西族人都只是一个数字。与之相比，塞帕汉航空班机上的40条生命，也许更加微不足道，也许并不那么微乎其微——如果他们有当作筹码的价值。

事实上，筹码是连接从7月到8月一系列触目惊心空难的关键词，不论是扑朔迷离的乌克兰空难，还是因为简单而愈发悲惨到绝望的伊朗空难。它们从来不是天灾，而是赤裸裸的人祸，并且都深深地打着冷战时代的烙印。没有肢解苏联的庞大欲望，怎会有东乌克兰上空的陷阱;没有扶持一股势力对抗共产主义的战略，又怎么会有伊朗伊斯兰革命、人质事件、经济制裁、飞机坠毁等等一系列后果?

所以，历史没有终结，地球也不是平的，因为世界上随时随地还在上演着悲剧，很简单。

本报特约评论员 黄恒

8月8日，奥巴马宣布授权美军对伊拉克叛乱动武实施空袭，同时重申“不会派地面部队进入伊拉克”。白宫发言人随后表态，美军对伊拉克的军事参与是“有限的”，但奥巴马并未限定空袭结束的具体时间。

按照白宫方面的解释，美国“有限军事行动”旨在达到三重目标：保护在伊美国公民的安全，化解伊北部的人道主义危机以及帮助伊安全部队打击极端组织。当天，美军即出动战机，针对极端组织“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的流动炮台等目标，实施了至少三轮空袭，数十名叛军被打死。

白宫对空袭的解释以及美军随后的行动表明，在军事领域，美国对当前伊拉克乱局的整体态度是“不陷入”但要“介入”。伊反政府武装与现政府之间博弈的结果，对美国而言是一种“胜则赢者通吃，败则全盘皆输”的赌局。如果极端组织完全控制伊拉克，将意味着美国自伊拉克战争甚至海湾战争以来在该国的巨大投入全部化为乌有，这是美国必然要竭力阻止的结果。然而，要实现“赢者通吃”，当前局势下除了直接出兵没有捷径，但战争成本高昂，维持战果的代价更是个无底洞。自2003年发动伊拉克战争至2009年宣布从伊撤军，美国在伊拉克消耗了大量国力。如果再次出动地面武装部队，将意味着美国再次卷入一场新的战争，金融危机后元气尚未恢复的美国无力为之。

奥巴马的多次表态均表明，防止美国全面“陷入”新的伊拉克战争，虽是无奈之策，对当前的美国而言，却必然是战略底线。因而，在因实力限制和成本过高而无法“走捷径”的情况下，美国只能降低自身的战略预期，通过有限地追加投入，防止或尽可能延缓“全盘皆输”的最坏局面。

有鉴于此，通过空袭对伊实施“有限军事行动”，对美国而言是成本最小的现实选择，只是这种战术主动在战略被动的大前提下，成效能有多大存在不小的疑问。上个世纪末，以美国为首的北约曾通过空袭推翻南联盟米洛舍维奇政权，实现了西方的军事和战略目标，然而，目前的伊拉克与当年的南联盟存在很大不同。当年的米洛舍维奇政权处于内外交困之中，勉力支撑危局，其形势如逆水行舟，且政治和军事力量集中在首都贝尔格莱德，西方在实施空袭时目标集中，打击的成本低而收效大；与此相比，伊拉克的极端叛乱武装在军事上仍处于攻势，且在伊境内多点开花，力量分散使得袭击目标难以聚焦。这些因素都会大大降低空袭的有效性。

此外，奥巴马此次计划目标的有限性，即旨在“遏制”而非“剿灭”极端组织的叛乱，也决定了伊拉克局势短期内仍难依靠外力实现根本改观。即便奥巴马政府今后有意加大空袭力度，也将受到国内民众态度的制约。近5000名士兵在伊拉克丧生，已经引发了美国国内的普遍不满，因而目前美军空袭主要依靠无人机实施。这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空袭的力度和效果。

在美国公布的实施空袭理由中，保护美国公民安全位居首位。但除非伊拉克局势得以根本扭转，各国公民的安全在伊拉克“覆巢之下”都难有保障，因而单纯通过空袭很难实现该目标。至于“化解伊北部人道主义危机”，美国的针对性打击，对于被围困在辛贾尔山区等地的数万名民众，的确提供了一根救命稻草。不过，由于空袭在技术上难以完全精确，因而也可能会带来新的人道主义灾难。在美国实施空袭的三个目标之中，只有协助伊安全部队打击极端组织，是确定能够或多或少实现的，但也将在多种限制之下难以立竿见影。

由于伊拉克此次叛乱与恐怖主义和极端势力联系在一起，国际社会已经不能将美国的军事行动简单地视作一种霸权主义行径。在恐怖主义和极端势力的共同威胁之下，西方和非西方的分歧不再重要。任何负责任的政府，都不会完全采取一种幸灾乐祸的态度看待伊拉克和有关大国的困境。中国外交部在回应美国空袭决定时明确表示，“对在尊重伊拉克主权前提下一切有利于维护伊拉克安全稳定的行动持开放态度”。只是，我们所期望的“伊拉克早日恢复稳定和正常秩序”，仍然面临太多的障碍和困难。

卜永光（浙江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