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见，从“民主”的实现看，世界上从来就没有“超阶级、超国家、抽象的民主”。“民主”的一般性原理虽然具有“普世”的应然性，但不一定有“必然性”， “普世性”也并不表明每个人、每个阶层、阶级、国家民族能够平等地获得和拥有，而能够拥有其解释权或话语权的一定是具有强大软硬实力的集团或国家，对弱小落后国家民族来说，“民主”的阳光并不总给他们带来“益处”。因此，要享受民主的“普世性”好处，对中国这样一个正在发展而且相对落后的国家和民族来说，必须坚持“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和“发展”这个要务不动摇，抓住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战略机遇期，稳步、快速壮大自己的综合实力，同时加快与之相协调的改革，早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广大人民群众才能一步步真正享受到“普世性”的好处。这也是“中国模式”不断完善、发展的方向和要达到的目标。

然而，“中国模式”是动态发展的，并不是僵化和“一劳永逸”的“完美”，虽然在此次全球金融危机，包括以前的亚太金融危机和国内的自然灾害等方面充分体现出了“明显优势”，但随着国际国内形式的新发展、新变化和新情况的出现，“中国模式”还必须与时俱进，不断调整和创新，才能发挥其优势而不成为中国进一步发展的“阻力”或“障碍”，这也是“中国模式”的生命力之所在。同时，“中国模式”，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与西方民主（模式）并不必然是“你死我活”的关系，相反，在经济全球化，甚至政治、文化、社会等全球化趋势的重大影响下，我们必须摆脱传统僵化、对立的意识形态的束缚，抓住和平与发展的大局和重要战略机遇期，与西方国家和平共处、和平竞争，根椐国家民族利益，既合作又竞争，争而不影响合作；既团结又斗争，争而不完全对立；既收获也付出，付出以获得更多为根本前提和目标，硬软实力发展兼顾，从而使“中国模式”、“中国政治模式”、“中国政治发展模式”在与“西方民主”、“西方民主模式”的相互发展、相互竞争、相互学习、相互影响的过程中展现中国民主政治的特色与优势，使中国政治文明建设的成就成为世界政治文明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应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方向。

总之，“中国模式”与“西方民主”模式的萌芽、形成和发展所面临的历史文化传统、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发展阶段、条件和背景都有很大的不同，表现在政治理念的追求、政治价值的选择、政治治理架构的建立和方式方法的选择应用都具有较大的差异性，也包括对民主价值的理解和认识、认同各有不同，这是十分自然而正常的，是符合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和国民思想认识实际的，也符合辨证法和民主政治发展的一般规律，正因为如此，“中国模式”与“西方民主”模式不能简单地比较而草率下结论：“中国模式”各方面不如“西方民主”模式，或“西方民主”模式一无是处，根本就没有“中国模式”好；或者简单地以“西方民主”模式来生搬硬套到“中国模式”，甚至代替“中国模式”，或把“中国模式”强行推销到其他国家，取代“西方民主”模式，这些都是不正确的，甚至十分有害的。实际上，两种模式都有自己独特的优点和优点，都基本适应各自的历史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即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和人民群众在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政治意愿、政治参与诉求、政治权利保障等的需要，并且都处于不断调适和发展过程当中。两者都是世界政治文明的发展成果，应相互学习、借鉴，特别是“中国模式”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更需学习、借鉴“西方民主”模式的合理内核和坚持民主的一般性原理以及民主的一般性原理与特殊原理的有机结合，正确认识“西方民主”模式和“西方民主”的关系，更好促进中国民主政治发展和政治文明建设。

参考文献：

[1]尹倩.“中国模式”的概念解读[A].唯实[J].2008，(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