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数人先富与多数人共富的关系

邓小平在1978年提出，在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中，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并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他说：这是一个大政策。以后，邓小平又说：“我们允许一些地区、一些人先富起来，是为了最终达到共同富裕，所以要防止两极分化。这就叫社会主义。”他从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高度来讲共同富裕的问题。

人民共同富裕，这是以人为本最实际的内涵。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绝大多数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有了明显的提高，总体上已经达到小康水平。这是有目共睹的客观事实。

但是，若干年来，在我国社会中却出现了贫富差距拉大的严峻现象。在今年“两会”期间，九三学社中央提供如下一组数据：收入最高的10%群体和收入最低的10%群体的收入差距，从1988年的7.3倍，上升到2007年的23倍。类似数据在媒体频频出现。如何估价收入差距，是一个国际性的学术问题。意大利人基尼首创一种系数，得到国际公认，被称之为基尼系数。按基尼系数，0.3―0.4认为是相对合理，0.4作为收入分配的“警戒线”，表明社会财富已过度集中于少数人。改革开放之初，我国的基尼系数是0.28。据国家统计局2004年的数据，我国的基尼系数是 0.47，已经越过了警戒线。2008年，已达0.486，现在已超过0.5。值得特别注意的是，收入上“穷降富升”的现象还在发展。媒体发出这样的警语：“贫富差距逼近社会容忍的‘红线’。”当前的某些社会现象，如群体性事件频发，公权力的公信度下降，等等，是这些数字的注脚。对于这个问题，我们要有足够的认识。

邓小平提出：“共同致富，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现实告诉我们，这样的一天已经到来了。我们要认真思考研究解决这个中心课题。

那些真正靠自己辛勤劳动和合法经营而先富起来的人，应当受到尊重，受到国家法律的保护，盲目仇富的情绪要不得。对那些富而奢华、富而不仁、富而不法的人，则不但应当把他们送上道德法庭，有些还应依法惩治。另一方面，要借鉴国际经验，有力地调节过高收入。更重要的，是如何使人民充分就业，调整分配思路、建立工资增长机制，建立社会保障体系，为民众提供更多的创业机会，等等，改变普通劳动者收入偏低的状况，并使他们真正逐步富裕起来。这些，都是落实以人为本需要认真解决的问题。

以人为本，不是一个空洞抽象的口号，有着具体而丰富的内涵。落实以人为本，是一个全局性问题，也是一个根本性问题。落实以人为本，必然是一个又破又立的过程。这个破和立，包括制度、体制、政策、措施、习惯等多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