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高考造假加分事件，是一个似乎正在走到死胡同的监督事件。重庆的联合调查组迟迟不肯回应公布造假名单的要求，高考招录的严肃性、政府信誉在不断流失，舆论的漩涡在不断扩大。

这起事件由石柱县副县长女儿冒改少数民族成分获得加分起头，因重庆高考状元何川洋更改民族成分加分及其录取争议而迅速升温。人们一面在注视何川洋是否应该被弃录的话题，也一直在敦促重庆市公布已被发现的违规加分名单。重庆市不仅未作回应，而且撤下了网站上的加分信息。

这是丑闻伴生丑闻的过程。

高考少数学生作假，是一直备受争议的高考加分政策的丑闻。我一直认为，高考加分政策中，唯一可以有理由的加分，就是向边远地区和少数民族学生加分，或者直接向边远和民族地区分配招录比例，因为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体现受教育机会的地区和民族平等。而重庆高考加分丑闻，显示唯一有理由加分的领域很难保证公平的实现。

重庆高考加分丑闻，是权力的丑闻。高考少数民族加分，以及其它加分项目，都已成为官员子女高考优胜的捷径。

重庆高考加分违规名单迟迟不予公布，是加分丑闻之后产生的新的丑闻。把这一“不对外公布是我们联合调查组研究决定”的行为称为丑闻，是完全正当的。违规行为已经被发现，而社会关注度极高，联合调查组是去调查违规行为，何以有权研究是否公布结论，实在是令人疑惑。但他们不仅得出了不公布名单的决定，而且这种越权行为没有被任何机关纠正，从而使一个高考公平性危机附加上了公众知情权危机。

目前，北京大学医学部又接获一例重庆高考民族加分作假举报。这就是说，危害公平的高考加分作假，因为未予公开，根本没有影响到作假者的利益，而改正的唯一可能途径只剩下了举报。举报很难使所有作假者被撤销录取，作假名单竟然成了一个“内部保护名单”。重庆方面的鸵鸟政策，使人甚至怀念起谣言。

众所周知，谣言的产生经常是因为信息公开程度不够，但谣言也往往可以促成信息在一定程度上的公开。谣言大量产生，会引起辟谣行为。这样，可以说谣言是公众要求信息知情的特殊压力形式。重庆高考舞弊事件，正在从一些个人舞弊行为、权力营私行为，变成一种经过了“研究决定”的组织隐瞒行为，而谣言却一直未曾发生，人们在要求、敦促乃至是在央求公布名单，而名单似乎已锁进了密码箱。

在这种情况下，重庆高考的整体公平性应当受到怀疑，是否不惜牺牲全体而保证内幕不被揭开，是值得深究的，而即使以如此代价也在所不惜，又有着怎样的利益考虑？是不是舞弊已经成了普遍现象，因而害怕一些名单的公布会造成招生舞弊链全部打破的后果，是不是一旦骨牌开始倒下，将会引发一系列的地震？目前已有报道说，去年北京大学在重庆招录24人，其中17人获得了高考加分，“加分进北大”，在重庆看来是一个传统。

我想，为维护高等教育的清洁卫生水平，在一切出现了普遍的高考舞弊行为的地方，高等学校有权拒绝接受来自该地方的考生，如果舞弊行为发生在某一局部，那么，因为这一局部的舞弊而获利的渠道应当在确保改正之前被中断，例如哪个地方的体育加分普遍舞弊，则这一地方的体育加分不应被高校认可，重庆考生的少数民族加分也应紧急停止。我想，高校有理由对于它们在重庆的招生暂时奉行“不信任主义”，以敦促重庆方面拿出保证招录真实性的诚意。这将是使重庆方面不得不公布名单的一个有效途径。国家教育行政部门和高等学校如果要决心肃清报考舞弊现象，都应当要求重庆方面保证招录的公平。

目的当然不是为了惩罚学生，而是为了解决问题，避免装聋作哑现象继续下去。在这样的招录困局面前，重庆考生、重庆市民必然会要求地方有关方面公布名单，以保证录取正常。为此，他们可以启动各种程序，从上级问责程序、人大监督程序、市民抗议程序到司法诉讼程序。我想，如果真的做到这一点，将是公民政治的一次试验，也会真正以儆效尤。

(作者系长江日报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