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个角度来说，纲要草案公布之后的再次听取意见，仍难以回应这种质疑。以笔者之见，对于事关我国中长期教育发展大计的纲要的制订，虽然针对的教育问题迫切需要解决，但在构思解决方案时，不应操之过急。从“发扬民主、集思广益”的角度出发，很有必要再发动力量，在教育主管部门主导制订的纲要之外，推出由不同机构制订的多个版本的纲要文本。这些不同的纲要文本应体现不同的利益诉求，不是与教育主管部门的版本唱对台戏，而是从不同的视角来为教改出谋划策。

令人忧虑的是，虽然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今年发表的两篇文章《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师为本》中，提到了我国教育存在的深层次问题，媒体也报道了当前教育存在的八大“潜规则”，网友更是对新任教育部长提出包括“治理教育乱收费”等“五大期待”，但相关部门却可能并没有深刻地分析这些问题——就在前不久，还有教育部有关负责人称我国高校的科研能力已经列世界第五、“乱收费”现象已经得到解决等。类似这些对教育问题的判断，能引发怎样的治理教育问题的态度与措施呢？

从国外的经验看，重大教育改革往往会事先进行长时间的讨论，这种讨论不是单向的“收集”，而是充分的意见交锋。从历史的角度看，有学者指出，中国现代教育史上最成功的一次改革——1922年壬戌学制改革，便是由民间知识精英主导。其方案从全国14个省提出的14份方案中择优，最后经过全国省教育联合会大会(又称全国教育联合会)讨论修改确定。这些，对于当前的教育改革，应该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