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科学发展的动力，主要来自某种精神的追求。这种理想大体上分两类：一类是求知，一类是强国。这两类理想常常结合在一起，但在西方国家，长期以来第一类追求在起主导作用。近代早期，也就是资本原始积累时期，西方有许多人跑到东方国家来探险、淘金。但也有一些人年复一年地从事自己的科学研究，即便穷困潦倒也终生不悔。他们靠什么做到这一点？按照西方一些学者的解释，这些科学家的精神支柱就是渴求发现这个世界的规律(也就是上帝创造这个世界的计划)，如果“没有这个信念，科学家的惊人的工作就完全没有希望了”。他们的努力既证明了人类理性的伟大和人类认识能力的无限性，同时也证明了上帝的伟大，这与文艺复兴以来高度赞美人的能力与人的求知精神是一致的。

但对发展中国家的科学家来说，促使他们献身于科学的首先是强国的愿望，因为他们都尝到过落后挨打的滋味。但到今天，在世俗化和消费欲的共同驱使下，上述两种追求都在弱化。在西方，越来越多的人在追求现实世界中的享受；在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随着国力日益强盛，许多年轻人对预期利益的追求正渐渐超过对强国富民的追求。像当年钱学森那样，历尽艰险也要坚决回国报效的例子现在还会不会出现？对此，我是深表怀疑的。

上课时，我常常问学生这样一个问题：太多的钱对真正的科学家没有什么意义，而当我们与西方国家一样强大时，我们的科学家的精神动力应该是什么？这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不过，我想求真知和世界性的竞争，将是未来科学技术发展的最终精神动力。

而我们应该懂得一个基本道理：高薪能够吸引银行家或其他经营和技术人才，但高薪不可能制造出大科学家。大科学家的成长，一方面靠的是宽松而扎实的教育机制，另一方面靠的是以求知和以报效祖国为己任的不懈追求。对优秀的科学家来说，物质待遇是生活和工作的一个基本条件，但决不是最主要的，他决没有时间像暴发户那样追求“享受”，否则他也就不是科学家了。钱老生前曾诘问：“现在生活水平高了，更有条件出成果，为什么还弄不成？”真是一言中的。由于当前的讨论大都集中在教育体制问题上，所以我在这里还是强调：一个人如果带着经济上的收益预期来从事科学工作，那么这个人虽然可能在某个时候有所发现，但决不可能成为一个大科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