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广东警方公开悬赏通缉50个命案逃犯,其中约三成逃犯的年龄在20岁左右,甚至包括三名“90后”。舆论普遍认为青少年犯罪率上升,但司法部一专家却有不同观点,他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认为近年来青少年作案人员占刑事犯罪作案人员的比重基本上持下降态势,而舆论认为青少年犯罪率上升主要是青少年犯罪绝对数的增长。

姑且不论舆论的感性认识和专家的统计数字之间为何出现这种不一致,单就青少年犯罪本身而言,社会的关注度相较成人更高,尤其是少年杀人案件,无论是07年汝南少年还是去年17岁少年的分尸日记都引起很大关注。人们对成人世界的残酷斗争“习以为常”,却对少年杀人有更大的同情和惋惜,这是犯罪主体的特殊身份使然。毕竟,青少年被誉为祖国的“花朵”,“花朵”涉案,于整个社会都是巨大的警示。

这次广东公布通缉名单,外界一个重要关注点是为何这些杀人青少年多来自农村,农村青少年问题再度成为被关注的焦点。由于父母长期在外打工,留守少年儿童在成长发育的关键时期,缺少父母情感上的呵护,也无法得到父母在思想认识及价值观上的引导和帮助,极易产生价值上的偏离和心理发展的异常,一些人因此出现心理问题而走上犯罪道路。尽管父母对于儿童的教育极为重要,但绝不是唯一的要素,对于儿童的成长而言,学校、社会的作用可能更为明显。在一个学习风气差的学校或者一个遍布赌场、黄色网吧、夜店并且黑恶势力横行的社区,即使家长父母都在,孩子的成长环境也堪称危险。所以,考虑农村留守儿童如何得到制度性的安置,社会如何给予留守儿童同样的温暖,这固然重要,但如果我们仅仅从制度上检讨,而不是从社会大环境上去考虑青少年犯罪,就可能治标不治本。

不少少年杀人案件看上去起因、过程和结果都很简短,在一篇新闻中区区数百字就可以讲完,但对于局中人来说,却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工程。家庭、学校、伙伴、邻居或者一个陌生人、一本书、一部电影都是这项复杂的社会性工程的构成要素。少年世界过早开始上演成人世界才有的“江湖”,这个“江湖”的展开地点可能是网吧、舞厅、台球厅、游戏室乃至学校、家庭。对于青少年来说,冲动和无知固然是产生杀人动机的非理性因素,然而,多数时候青少年犯罪并不仅仅是一时冲动的结果,任何一个少年杀人案件背后都有结构性的矛盾。青春期的性萌动、渴望获得社会承认、因被歧视对社会的仇恨、爱慕虚荣、江湖义气等等要素,都有可能杂糅在一起。因此,不妨对这些少年犯罪尤其是恶性杀人事件进行深入的个案研究,从中总结出规律,尽量从源头化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