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行政学院学者许晓平日前撰文指出，近年来基层群体性事件增加，群众上访数量居高不下，与基层干部执政能力的减弱不无关联。文章认为乡镇领导干部主体应该是四五十岁的干部，而现在大多是二三十岁干部。(中新网11月25日)

这些年，基层群体性事件增加，群众上访数量居高不下，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与基层干部执政能力的减弱不无关联。作者认为，这与干部不恰当的年轻化有关，给出的理由是，越是与老百姓打交道越需要经验，没有相当的人生阅历，没有对民间冷暖疾苦的体察，对老百姓的诉求就难以准确把握。

从一定意义上来说，这种说法是成立的，特别是站在作者论证其“年龄递减”现象时。但是，四五十岁的干部就一定能化解矛盾吗？在池州事件中，市委书记何闽旭没有到场，四处寻找不见其人，事后查明他是跟情妇跑到九华山去了，在温柔乡里逍遥。再如陇南事件中，当时的市委书记也退避三舍，不敢与群众见面。这样的事实告诉我们，面对群体性事件时，对官员来说，年龄仅仅是个无足轻重的问题，最起码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所在。事实上，无论那一种逻辑，都很难得出年龄越大执政能力越强的观点。

如何应对群体性事件不仅是对执政能力和智慧的考验，更是关乎社会公正与和谐的大问题。近年来，我国因人民内部矛盾引发的群体性事件，无论从数量还是规模上，都有明显上升趋势。并且，一些群体事件看似突然爆发，实际上都经历了一个民意无法表达到民众愤懑到民众聚集的过程，并非真的不可逆转和无法先期控制。这说明由于应对能力的欠缺，社会将不得不付出沉重的代价，而这些代价本来是可以避免的。

当下社会是一个利益分化的社会，并且，任何一个社会都会有矛盾和冲突。但是，只要社会的利益表达渠道畅通，冲突就比较不容易演化为群体事件。不过，我们发现，现实中一些地方官员发现民怨时，故意视而不见，或者故意绕着走，有的地官员甚至对之采取敌视的态度，上纲上线，“过度政治化”解读时有发生，采取简单粗暴的压制、恐吓、打击的方式，一旦矛盾激化，就不惜采取镇压的态度，使冲突愈演愈烈。

干部不恰当处置群体性事件，如果碰到脆弱的社会心态，无疑于抽调了社会的“防火墙”。安徽池州事件本来只是一起普通交通事故，事情并不大但却演变成为上万群众聚集的重大群体性事件；哈尔滨宝马车撞人事件中，一辆普通的宝马车却成为权力和金钱的符号，引发了公众对有钱人横行的愤慨。万州事件中仅仅一句公务员传言就成了万人聚集的缘由。一件普通交通事故，一起简单刑事案件，甚至于一句胡编乱造的谎言都可能酿成一场群体集体无意识的非理性发泄，这种对社会、政府和现实不满的心态可能比群体性事件本身更可怕。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群众对地方政府的不信任和公众社会心态脆弱是社会稳定最大的危险。因此，可以说，能否妥善处理群体性事件与干部年龄无关。

因此，群体性事件下的“干部年轻”仅是表象。给民众利益诉求以制度化表达渠道和官员做到“胸中有百姓”才是关键。如果仅仅在年龄的迷宫中打转，恐怕也是一种陷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