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省安化县地处湘中偏北，资水中游，雪峰山脉北麓。此地山高林密，地广人稀，车辆尚不能直达。也许你会认为，这里仍旧留存着乡土社会原生态的宁静与悠闲，但当一声鸟铳响起，一把火光点燃，所有的想象都一头栽倒在现实的血泊之中。12月12日，安化阴山排村村民刘爱兵持猎枪袭击本村村民，致13人死亡、2人重伤。死者中有刘的父亲，其余死伤者均为刘的近亲属。当地警方称，刘爱兵曾有精神病史。但对这一说法，一些受害者的家属提出质疑，阴山排村老支书刘建明也说道，“说实话，我感觉不到他有什么变化，有人说他有精神病我不相信。”

或许真有一种精神疾病，是外人无法看出或感受到的？这且不论，我很怀疑的是，为什么在刘爱兵还未被抓获之前，警方就已认定其有精神病史？我尤为怀疑，是不是包括政府、警方乃至我们每个人在内，都多么希望杀人者刘爱兵罹患有严重的精神病？因为这样一来，仿佛一起惨杀至亲骨肉及同宗族人、颠覆人伦的惨剧，就可以因为精神病杀人而变得不那么惨烈，警方或政府就可以少承担一些指责，而我们也就仿佛能够因此获得某种暗示或解脱，从而可以不必承受一种现实的邪恶，并在某种程度上接受这样一次已成事实的惨剧。

在今年5月5日广东肇庆市发生一起惨杀一家六口的灭门案后，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李玫瑾曾经表示，“我国灭门案并未频发。”语音犹在，灭门案却接连而至，连安化案件这种自灭家门的惨剧也不鲜见了:11月16日，云南禄劝特大杀人案，嫌犯陈文法亲手杀死包括双亲及奶奶在内的6位亲人；11月27日，北京大兴，嫌犯李磊不仅杀死自己的父母、妹妹和妻子，更是亲手杀死自己的两个亲生儿子。

如果所有的恶性案件都是由精神病人完成的，那么这个社会的精神病人是不是也太多了些？显然仅仅用杀人者患有精神疾病，已经无法令所有追问灭门案何以频频发生的人感到释然。尽管，我并不否认这个世界上有精神病杀人的案例，但我也宁愿相信，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是“精神病人”，都或多或少地带着各自的伤口活着，像一个精神病人一样充满着抑郁、挣扎与疼痛。但并不是每个人都会成为刘爱兵或者李磊。精神病之外，一定还有诱使他们杀人的更重要原因。

不禁想起不久前美国社会对一些类似案件的反思。美国犯罪学专家莱文认为，“灾难性损失可能成为一个原因”，在经济面临严重衰退时，更多人会遭受这样的损失。“当越来越多的人发现自己处于失控状态时，也有越来越多造成重大伤亡的案件发生。被害者可能是同事，也可能是家人。”另外，“枪手随后都被证实遭到社会遗弃、被其他人作弄或孤立。”

那么不论是刘爱兵、李磊还是陈文法，他们是不是同样因遭受某种“灾难性损失”而处于失控状态？是不是同样有“遭到社会遗弃、被其他人作弄或孤立”的情况存在？毫无疑问，这不是一个“精神病人”就能够完全替代的追问。因为无论如何，精神病从来不是“自灭家门”以及制造“灭门案”的前提。更重要的是，即使他们都是精神病人，我们也有必要经由这些问题，来回答他们好端端地何以成为精神病人。不能光顾着用压力、歧视与贫困来“制造”精神病人，而不肯尝试纾解或改善他们的心灵及境遇。

在俗世中生存，一个人要活下去，总是有着值得他活下去的勇气与希望，那么同样的，一个人要溃败，总是伴随着一种最彻底的断裂。对安化案件，已有人猜测刘爱兵也可能是报复杀人，也有分析者认为，返乡农民工突发心理问题有可能是起因之一。这很可能是警方称其有“精神病史”说法之外值得正视的声音。它向我们指出一种边缘人群身上相似的苦难与戾气，自然也指出了一种深层治理的方向。

诅咒那些恶魔般的杀戮，并以最沉痛的方式来谴责一些罪恶的行为，却不得不同时从社会的角度反思其因果。一个空前繁荣的大时代语境中，那些被抛弃的人群，以及他们濒临绝望的心灵，已变得这样不可回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