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大公报》14日刊文说，近期，内地连发的伦常杀人惨案，再次敲响警钟。案件引发对伦理体系思考，社会管理缺失成隐患。如何构建有效的道德教育体制、矛盾化解体制，须引起足够重视，切实认真思考。

文章摘编如下:

时近年底，内地一个月之内连连爆出多起屠杀自己至亲骨肉的伦常惨案。先是11月16日，云南禄劝特大杀人案，嫌犯陈文法亲手屠戮包括双亲及奶奶在内的六位亲人。11月27日，北京大兴，嫌犯李磊更为凶残，不仅弒父母，杀妻杀妹，更是亲手杀死自己的两个亲生儿子。而在本月12日，湖南安化，嫌犯刘爱兵持猎枪袭击村民，并纵火烧屋，致13人死亡，其父也死在自己儿子枪下。

案件引发对伦理体系思考

几起案件引发了全社会的关注。不光是因为作案手段之残忍令人发指，更是因为其有违伦常的恶劣性质。中国古语云“百善孝为先”，又讲“虎毒不食子”，可几位嫌犯竟然面对自己的父母、亲生骨肉都能举起屠刀，真正到了人神共愤的地步。不过，这同时也引发了大范围的担忧与思考，到底是什么造成了这一切？

云南禄劝、湖南安化两案的具体细节尚未公开，公众对其案因还不甚了解。两个案件之后，官方都称嫌犯有精神病史，并着手进行司法鉴定。但也有质疑，当地政府有推卸责任之嫌，因为如果一个正常人做出如此凶案，说明当地治安极差，直接影响相关负责官员的考评与升迁。而如果是精神病人作案，则影响就将大大减低。

目前，北京的“李磊案”已经有了较详尽的披露。李磊交代其杀人动机是因为在家庭里长期受压抑，感到没地位，憋闷。心理学家也已从专业角度分析了李磊的病态心理。问题是，同样性质的惨案频发，就必须要求我们从学校教育、家庭、社会环境、小区工作等环节，全面反思当下的社会整体道德伦理体系。

社会管理缺失成隐患

记得有位学者写过，清朝时某县一位不孝子动手打了母亲一耳光，舆论哗然，报到朝廷，县城被削去城垛，县令自摘乌纱引咎辞职，全县士子多年不准参加科举，被视为该县的奇耻大辱。对比现在动辄杀父弒母，手刃妻子，某些中国人对待传统纲常伦理的态度真是有天壤之别。

历史上中国一直是东方文明古国、礼仪之邦，对家庭、宗族、朋友、师生等不同的社会关系，确立了一整套严格的基本道德伦理，并被言传身教，广为遵守。对于家庭纠纷，往往由德高望重的三老、耆宿、族长们，在祠堂、土地庙、城隍庙前，依据最基本的道德原则进行裁决调解。这种方法还十分奏效。在建国后一度被视作“四旧”、封建迷信清除殆尽。但旧屋已拆而新宅未见，维持纲常伦理、化解矛盾纠纷的体系出现了重大缺口。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单位大院”时代，尚有妇联的“老太太”和戴红袖标的“小脚侦缉”队，来为两口子、为爷俩劝架、说合。而随着市场经济下大院文化的消失，新兴商业小区邻里之间视同陌路，社会居委会的工作也多只能蜻蜓点水。在农村，进城务工潮带来的空巢化，也冲击了原有的乡村社会秩序。加之社会转型期，利益分配不均和多元生活方式带来更多的问题，而社会化解手法又缺乏，这都为凶案频发埋下了隐患。

有西方学者也曾直言，中国人现在“心无所敬畏”，缺乏信仰，这种情况是很可怕的。中国古代的传统文化中，佛家曰“不杀生”，儒家曰“杀一不辜，仁者弗为”，这与《圣经》中摩西十诫明文规定“不可杀人”一样，都体现了对生命高度重视。尽管现在于丹等“学术超女”口沫横飞地大讲《论语》，猛赚钞票之余出头露面也不亦乐乎，但很明显，这种快餐式的、走马观花式的“重读经典”，并没有真正带来传统文化的复兴。除了赶时髦和增加谈资之外，对构建社会道德伦理没有产生作用。而一些高高在上的口号式的道德说教，更只是“认认真真走形式”而已。

连发的伦常杀人惨案，再次敲响警钟。如何构建有效的道德教育体制、矛盾化解体制，必须引起足够重视，切实认真地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