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中国青年报记者就教育领域的一些热点问题，对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教科文卫委员会委员、教育部原副部长吴启迪女士进行了独家专访。面对“高就业率并没有大幅度提高职业技术教育的声望”的问题时，吴启迪说：“大家都希望小孩能上本科，甚至研究生，这是非常明确的。我们的干部子女，有几个去读职业学校？可见职业教育并不吸引人。”(12月21日中国青年报)

“我们的干部子女，有几个去读职业学校？”如此话语从一个高官口中说出，在笔者看来，意味着这种现象已经呈现出蔓延的态势，隐藏在话语中的焦虑心情也是可见的。这当然能让我们联想到总理温家宝的话语：“过去我们上大学的时候，班里农村的孩子几乎占到80%，甚至还要高，现在不同了，农村学生的比重下降了。这是我常想的一件事情。”

二者联系起来解读，在笔者看来，“我们的干部子女，有几个去读职业学校？”就是一道社会题。有关调查也证实了这点，《中国城市高中生的家庭背景调查》课题组负责人王雄介绍说，“来自政府管理者、企业管理者与专业技术人员等传统和新兴的优势阶层的子女获得了最多进入重点高中的机会，而社会弱势阶层享受优质教育资源的机会则逐渐减少，尤以工人、农民的子女下降最为显著。”种种事实显示，富人群体、权贵集团有日益垄断教育优质资源的趋势，并且，正想方设法谋取更大的竞争筹码，而在这种关乎社会流动正义的事情上，弱势群体基本上是失语的，是孤独无助的。

“贫二代”、“拼爹游戏”在对社会作出无情总结的同时，我们发现，个体的命运不依托于努力和奋斗而是一些先赋性因素在发挥作用——家庭背景和社会资源等。在一个日益严重的文凭社会，教育对个人的社会命运产生着强烈的影响。那么，在贫富差距扩大化的当下，家庭收入不平等，通过子女教育消费渗透进子女教育的不平等，借助于教育的社会分层器功能，教育不平等便直接转化为社会不平等。长此以往，经济、教育、社会三种不平等，在家庭的代际之间相互强化、不断传递，进而导致社会分层的代际复制和自我强化，社会不平等逐渐转变为累积性的不平等。“我们的干部子女，有几个去读职业学校？”的背后，就是这种代际复制的固化。

更应指出的是，当下，我国相当一部分人不但不能保持原有的社会地位，反而向下流动，凸显出权力代际传递固化的影响。而且，这种分化呈现出结构性分割的迹象，特别是中下层成员向上流动的机会和可能性在大幅减少，而阶层的代际传承性开始显现。种种迹象表明社会已经呈现出固化的危险信号。这是公众关注“我们的干部子女，有几个去读职业学校？”给我们的启示，认识不到这点，在笔者看来，很可能进入迷途。

“父亲就业时代”的到来，在笔者看来，就是权力代际传递日趋固化的通俗表现，而社会底层群体改变命运的艰难和其子女进入正常社会流动渠道的困境，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谁可以进入高收入行业呢？有研究表明，有权力背景者进入高收入行业远远超过了有教育背景和商业背景者，这也是权力代际传递日趋固化的明证。这对政府和社会来说是一种挑战。

“我们的干部子女，有几个去读职业学校？”是一道社会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