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我国传统节日的捍卫者，作家冯骥才先生日前建议将春节放在我国申遗的首位，以抢救这个传统节日不断流失的“年味”。与往常一样，冯先生又把13亿同胞看不看春晚、放不放鞭炮，当作了国家与民族具不具备软实力和文化影响力的衡量标准。

对于冯先生将春晚等“年文化”定义为中华民族的精神核心是否妥帖，当有各种不同的角度和解释。但对于赶着鸭子般过春节的大多数亲历者而言，赵本山的小品，不一定就能让那些挤了几宿臭汗才买到火车票的“春运症候者”笑出声来。毕竟在享受完20分钟的嘻嘻哈哈后，又得想着为订返程票而发愁了。假如冯先生能在“10万摩托把乡还”的无奈和酸楚中体验一回，那么就有可能不太会被春运人潮的这种被折腾而“所洋溢”。

其实，不是我们不愿意忆起孩提时的吊缝猴、接青龙、点孩儿灯；不是我们不愿意围着白发苍苍的老母亲捏油灯、剪春幡、舂冬米；不是我们不愿意与家乡的发小们一起沤柏枝、跑竹马、逛庙会；不是我们不愿意与乡里乡亲同搡桨、同弄舟，同点除夕守岁灯。而是我们去年的钱包究竟能支撑这些“文化情结”几多？我们的快乐究竟能装满这些“年文化”多少？毕竟于大多数“恐归族”而言， 一怕家人问收入，二怕埋单钱夹薄，三怕无法尽孝道，四怕往来人情多，五怕无票超假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