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根结底，政府和买房者共享产权，不仅仅是公共财政的扶助贫弱，发挥出安慰民生的亲民情怀，而且政府充当了安居工程的担保者角色。这一点相当不容易，因为在房市走向的问题上，近年来公众对政府在房市中的角色并不认同，“土地财政”的存在以及附着于房市上的数十种税费，让公众觉得公权是房价高涨的幕后推手。而经适房投入的不足和分配程序上的瑕疵也让公众对权力作为充满不信任感。在此情势下，共有产权模式的出现，一定程度上颠覆了公众对公权力的看法，润滑了权力和民众的关系。

经过多年的实践，中国的保障房出现了多种模式，如廉租房、经济适用房、危旧房改造、城中村改造、农民工公寓、公共租赁房等。但是在实践中，这些模式如果仅仅由政府主导而不能和享受者形成利益攸关关系，这些保障房的建设总是不能全部落实到位，或投入不足，或分配不公，或设施极差，或地点偏僻。而由于政府投入和买房者存在着一举三得的利益关系，共有产权破解了这一魔咒。

当然，共有产权房也存在着程序上的问题。以淮安模式论，月收入在600元至800元的才划为共有产权模式住房人群。事实上，以现有的房价，月收入千元的人群同样买不起房，以此标准，共有产权房对安居对房市产生的正面影响就大打折扣。如果是这样，这一模式仅仅具有象征性，就失去了全面推展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