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委书记为什么频发短信给记者？2010-03-24《新京报》记者褚朝新近日发文称,自2月28日到3月6日,湖南嘉禾县县委书记陈荣伟共给他发了15条短信,希望在投诉企业污染致儿童血铅超标及多名村民被拘等问题的嘉禾农民与当地政府之间,搭建一个双方商谈的平台。事情缘于2009年9月17日晚,53名村民欲包车去广州体检,获得消息的当地政法委官员调派警力前往拦截,不服政府拦截的村民,堵路鸣冤,之后,廖永固等3名村民被刑拘。为了化解冲突,县委书记向远在千里之外的记者求助,希望他能够成为调解者。为什么选择外地记者,是否因为地方上的调解力量完全匮乏?
在传统中国乡村社会里,如果发生族群之间冲突、官民冲突,出来调解的人会是有影响力的乡绅:德高望重的长辈、老人或私塾先生,在某种意义上,他们就是乡民代表,而他们出面调解,许多问题都会得以解决。随着社会治理结构的改变,民间乡绅力量被逐步消解,现在在乡村中有影响力的,可能是村支书,再往上一级就是乡里的书记和乡长了。也就是说,传统民间社会的乡绅力量缺乏,但村民自治组织也没有真正成立起来,而由于认识的误区,村民们又常常将人大代表与政协委员认为是政府的工作人员或半工作人员。从嘉禾县人大网站公布的资料看,该县共有人大代表191名,分为18个代表团,而县政协委员与领导共有31名,已经是一个相当庞大可观的参政议政组织,但从他们的网站上看,多是组织考察,或接待上级考察,遗憾的是,考察内容没有一件是虎扑篮球：企业污染与儿童铅中毒事件的。也就是说,人大政协本来应该是政府与百姓之间的一个公信机构,既有监督功能、问责权力,又有调解能力,但在当地重大事件上将自己虚置了。
正因如此,政府权力便有机会无限扩张,听任相关污染企业私下生产,一手硬一手软,对企业手软,对维护生命健康权的百姓手硬。村民自己组织到城市去体检,却横遭阻挠。当地的污染企业擅自违法建设,政府曾责令其停止粗铅生产,企业被关闭,但后来这家企业死灰复燃。虽然当地政府公布了企业违法生产的情况,但污染企业暗自开工并非一日之事。为什么相关部门将眼睛只紧盯着合法维权的百姓,而对引发不稳定与上访之源的企业却一筹莫展?
《新京报》发表社论说,因为地方政府的GDP崇拜,造成了民间社会的冲突。地方政府有自己经济发展的焦虑,如果不能持续招商引资,地方经济就会停顿,庞大的政府支出就会成为问题,政府包括人大政协机构,都被捆绑在一条船上,可谓“同舟共济”。但纸包不住火,这么多的孩子严重铅中毒,政府突破的不仅是政治伦理与社会道德底线,也必将面临着追诉,不合法企业长期进行非法生产,政府没有及时予以制止,是不是一种渎职行为?如果政府及时处理相关企业,及时让受害儿童得到救治,还会造成无辜村民被拘留吗?
县委书记向记者发短信希望予以调解,能看得出来当地有意化解冲突,避免事件恶性化,实际上是提供了一个借助外在客观力量化解官民对立情绪的新路径。这条路径固然不一定成功,但尝试总是好的。除了进行这种尝试之外,仍然需要发挥地方人大政协的作用,只有人大政协回归真正的权力监督职能,约束公权行为,才能体现地方政治生态中的权力平衡。只有权力平衡,才有民间的和谐与安宁,权力独大,受伤害的只会是最底层的老百姓。这无疑是我们所不愿意看到的。
作者系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
' />“我们”治理“他们”传达了怎样的真相2010-03-18血铅超标的事情多有，解决起来很困难，这是规律。受损害的人不经过长期艰苦的努力，没有使损害停下来的希望。但像嘉禾这样，外出体检都要被拦截，这还没听说过。
没听说过，未必是没发生过。前几年嘉禾名动一时，是县城搞拆迁，挂出“谁影响嘉禾一阵子，我就影响他一辈子”的标语。对这种恶棍口吻的标语，我当时感到新鲜，也无非是此前未听说过。但现在，我知道此事早已有之，只是未得到报道而已。所以，农民外出体检被拦截的事情，也未必就没有发生过。
农民外出体检被拦截，是因为当地官员认为他们是外出上访。这算是官员判断和处置错误吧，但大概也可算是一丝不苟，“宁可错截，不可错放”。最后调查清楚了，村民确实是租大巴车到广州去体检的，但官员说了，“即便我们截错了访，但这也不能成为他们堵路的理由”。就是说，截访是正常的，不算妨碍村民行使权利，错截才有点问题；但被错截，你也只能接受，而不可以把路堵了。所以堵路的要抓起来，谁让你聚众扰乱交通？
“即使我们截错了访，也不能成为他们堵路的理由”，我们是谁，他们是谁，自然是明确的，只是这种指代关系，我觉得有些异样。某种程度上，与“你是为党说话，还是为老百姓说话”一样，对举我们与他们，传达了治理现实的真相。而不管是在宣示上，在教育中，中国的政治上是只有“我们”而没有“他们”的。至于世界上有着成熟治理关系的地方，则哪怕选战有对手，选举一旦完成，政府也属于全民，而非一群“我们”治理着“他们”。大概，只有在一些地方官民相互怨怼的治理结构中，才会自自然然地划分“我们”与“他们”。
为什么这叫做“打击少数人”呢？抓的人是少数，但打击的分明是所有去体检的人，所有有血铅超标之忧的村民，怎么是少数？“教育一大片”，这没有问题，所有人都会从抓捕中得到教育，他们不单是知道不可堵路，而且会知道“官可错来，民不可错往”，官方是可以随便做的，村民就一定要规规矩矩，“即便是出去体检，也应该告知政府”。
这是一种奇特的“官方知情权”。村民外出，一定要事先向政府告知意图，否则要拦截。政府对村民就没那么多要告知的了。决定企业上马不必环境评估，这不用告知；在你家门口引进工厂来排放污染，这不必事先告知；污染到你家孩子都铅中毒了，这得你自己去找原因，那些地方政府不会告知这是污染造成的。总之，你想做什么，要做什么，要让政府知情，否则休怪它错拦错抓；政府想什么做什么，这你就不必要知情，甚至不可以知情。
截错了也不能堵路，截对了当然更不能堵路，截访就是这么豪壮的事情。为什么语气这么豪壮呢？因为正当啊，无非是“截访有利稳定”。前几天开两会，据报道，正要被整顿的驻京办也在争取生机，因平时截访工作做了不少，于是有关方面作了“县级驻京办撤销后信访维稳无法保障，希望以其他形式保留”的陈情。某种程度上，可以理解为稳定已成要价的筹码。上访，总是因为有事吧，出事便是不稳定，但为何出事和出事后不能很好处理，都似乎不是不稳定，而上访就成了不稳定，截访又成了有利于稳定？这里面的道理，我是想不明白，但截访做得就是正正当当，这不以谁想不想得明白来决定。
又据报道，来自广西的人大代表刘庆宁提交了一份议案，列出了包括喊口号、打横幅、静坐、自残、自杀等20种信访行为，建议治以“扰乱信访秩序罪”，最高可判刑15年。这议案使我知道，我们确实在建设“创新型国家”，不只是信访治罪，而且自杀也可以判刑。自杀成功了的怎么判？对自杀没成功的，世界各国有判刑的没有？古书讲人之穷途，用“无死所矣”，自杀也要判刑，算不算一种呢？若以上议案得准，像民工有病不被认可时开胸验肺以向有关机构反映实情之类事，都可算“扰乱信访秩序”而被判刑了。
湖南嘉禾的铅污染问题未到这一步，但以“错截也不是堵路的理由”来看，不是上访而被认作上访，由此激发冲突，估计也能按“扰乱信访秩序”治之。何况“我们”治“他们”，还愁没有条款么？
（作者《长江日报》评论员）
' />血铅儿童如何走出困境2010-03-17县环保局长雷向东说，作为贫困县，嘉禾急于发展经济，一批从周边省市淘汰的企业来到嘉禾，不作环评就开始上马生产，“经济落后了，好不容易来几个企业，你就不好去管。”一味的指责地方政府贪财好利于事无补，说白了，这些国家贫困县也是经济发展方式中的“弱势群体”，不招商，饿死，招商，被毒死，慢慢地毒死。两相权衡，嘉禾选择了后者。
于是，这一选择的残酷代价被最终转移到了最弱势的儿童身上。“空心奶粉”大头娃，“三聚氰胺”结石婴，层出不穷的癌症村，以及嘉禾的血铅孩子。生存的贫困伴随着权利的贫困。本来是去广州体检，但是聚集的村民让地方政府误以为集结上访。近百名警察，十台警车围追堵截，3人被以涉嫌聚众扰乱交通罪拘捕。
媒体和公众很容易把这一事件归结为，地方政府有两大罪状。一是唯GDP主义，只求发展不顾人命；第二维稳主义，只求表面稳定不惜掩盖矛盾。其实这样的归类，很容易落入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怪圈。
嘉禾政府不过是经济发展环节中的一个中间环节，说的通俗点，就是个中介。嘉禾县靠近广东，一些企业在广东被淘汰，便逐步向落后的嘉禾县转移。“本身没有几个企业，有了几个企业都是非法的污染企业。”明知会祸害乡土，但是附近的县都抢得打破头。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谁都会吆喝，但是对于饥渴的村民来说，有口脏水喝总比没有好。生存的贫困带来权利的灭失，这一切都在于经济发展的路线图走入了歧途。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公共富裕，这是改革的基本共识。工业反哺农业，先进地区反哺贫困地区，这些也都是拟定的路线，现实却是，反哺的是淘汰的机器、落后的产能甚至有毒的垃圾。这就是血铅儿童和贫困地区政府面临的共同困境。
不能靠这些污染企业先富起来，落后地区也不能通过接手这些污染企业来追赶先富的地区，只有达成这样的共识，才能拯救血铅孩子。
' />嘉禾250名儿童血铅超标拷问悲惨式增长2010-03-17
2月26日，嘉禾金鸡岭村村民廖永固拿着血铅超标的儿童名单和向上级政府反映情况的材料。记者 褚朝新 摄
曹小英身边是5岁的儿子廖阳大，其被检测出铅中毒。记者 褚朝新 摄
而在另一边，县环保局的数据显示，2009年该县未经环评的企业达309家。县环保局长说，作为贫困县，嘉禾急于发展经济。一批从周边省市淘汰的企业来到嘉禾，不作环评就上马生产，“经济落后了，好不容易来几个企业，你就不好去管。”
“嘉禾发展模式”实际上暴露出，许多贫困欠发达地区的发展理念和道路的迷失，也是传统经济发展思路的整体迷失：眼前的经济增长目标代替了整体和长远的社会发展目标；地方官员的短期政绩凌驾于民众利益之上，导致经济发展以牺牲环境和公民健康为代价，以牺牲公平正义为代价，成为“悲惨式增长”的典型注脚；而一些老少边穷地区，交通和通信不发达，民众维权成本高，对地方官员的制约极其有限，又反过来导致“穷山恶水出刁官”，形成“官刁———民弱———地贫”的恶性循环。
人们注意到，今年两会后，“公平正义”正在成为一个社会热词，温家宝总理在答记者问时提出，社会公平正义是社会稳定的基础，公平正义比太阳还要有光辉。
生态文明实则牵涉社会最基础的公平正义。我们再也不能重蹈“少数人享受发展成果，多数人承担改革成本”的增长覆辙。而这一文明的实现，无疑要从源头上建立、健全新的政治道德和政治文明，即：地方政府和官员应切实把民众的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放在首位，不能只顾眼前个人的短期政绩，哪管以后洪水滔天。
在当下，也许各地方民众还缺乏足够的民主机制和民主权利来制约、规范地方官员的行政行为，但也并非不可能通过制度设计，形成上下合围的约束力量，共同防范“穷山恶水出刁官”。比如最近，中国民航局规定，航班延误4小时以上，因航空公司飞机调配和自身服务等原因引发群体性事件，造成重大社会影响的，延误航班将被停飞近一年。
我们完全可以充分运用这种“一票否决”的思路，凡是因环境污染、生态破坏造成群众一定范围内生命、健康损失或者引起群体性事件的，主政官员一律给予一定年限或“终身禁官”处分。这样的“一票否决”比其他领域的“一票否决”更紧迫，也更容易公平、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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