惨案发生之后，相信郑家同样悲痛和惊愕，同样于心难安，一段时间内也不可能正常生活。对郑家加以讨伐、伤害，于法无据，于事无补，也不公正

南平“3·23”恶性杀人案牵动人心，犯罪嫌疑人郑民生已被检察机关正式提起公诉。据报道，迫于社会舆论的压力，郑民生的母亲和6个兄弟都搬离了原住处；郑家兄弟所在的私营企业主也打算辞退他们；还有不少郑氏亲友怕遭到报复，纷纷向警方寻求保护。(3月27日《深圳晚报》)

当杀人者郑民生的“罪”被转嫁到无辜的家人身上，这种基于愤怒与悲痛的“株连”，与马加爵的家人当初的遭遇如出一辙。

在校门前举起屠刀的郑民生，罪不可恕，但是，其丧尽天良的滥杀行为，只能由其自身承担，不应扯上郑家。无论是那些死伤的孩子，还是等待刑责的郑民生，都绝非郑家所希望面对的。惨案发生之后，相信郑家同样悲痛和惊愕，同样于心难安，一段时间内也不可能正常生活。对郑家加以讨伐、伤害，于法无据，于事无补，也不公正。

常见于古代社会的“株连”，源于蒙昧与不开化，早已被现代法治理念抛弃。依现代法治理念，一个人的犯罪，哪怕如郑民生般凶残，只要没有证据显示有人胁从，也只能由其一人面对法律的制裁，其亲属不该被连带受惩处。郑家兄弟如果被所在企业辞退，郑家人被迫有家难归，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滥杀无辜”。

更重要的是，在很大程度上，犯罪分子的亲友，是犯罪行为直接受害者的亲友之外，另一群直接承担痛苦的人。毕竟，面对亲人成为罪人，面对亲人一手制造的死难，他们内心所受的煎熬、羞愧与懊悔，无直接关联者恐怕难以想象。因此，在一些国家，会把犯罪者的亲属作为安慰的对象。不妨看看曾经发生在美国的真实故事。1991年，一名中国留学生卢刚在美国爱荷华大学射杀了三位教授、一位副校长和一名中国留学生，惨案惊动了中美两国。但更让人震撼的是，惨案发生之后的第三天，被枪杀的副校长安·柯莱瑞的家人发表了一封给卢刚家人的信件，信中写道:“当我们在悲伤和回忆中相聚一起的时候，也想到了你们一家人，并为你们祈祷。因为这周末你们肯定是十分悲痛和震惊……我们知道，在这时会比我们更感悲痛的，只有你们一家。请你们理解，我们愿和你们共同承受这悲伤。这样，我们就能一起从中得到安慰和支持。”同样，在2007年的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大学，留学生赵承熙射杀了32名师生然后饮弹自尽，他和他的家长也得到了众多陌生人的宽容与安慰。

这种宽容与安慰，并非滥施同情，凸显的恰恰是文明社会的高贵之所在，也更加反衬出犯罪分子多么反社会、反人性。这也显示出文明社会的自信──文明，始终是比野蛮、残暴强大得多的力量。

总之，面对惨案，我们不可能让时光倒流，重要的是努力去愈合那些被伤害者的伤口，而这些受伤的人不仅包括学生家长，也包括郑民生的家人。如果我们在理解死伤者家属悲痛的同时，也能够用爱化解仇恨，用宽容消除株连，用悲悯克制滥施报复的冲动，才更有可能避免悲剧的重演，才更能让文明、人性的力量压倒野蛮与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