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纪检监察部门查处的贪官中，所收受贿赂的“文化含量”越来越高。据《瞭望东方周刊》报道，刚被一审判处死刑的原重庆司法局局长文强收受赃物中，有数以百计的名烟名酒、36件现代工艺品、9件文物、69幅字画，曾被人称为“超级震撼”。

喜好收受工艺品、文物、字画的贪官远不止文强一人。笔者几年前曾去和田，当地朋友向我介绍说，和田玉近年来价格坐火箭似的往上蹿，除了资本在炒作、有钱人炫耀性消费之外，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它成为了敬献给官员的时尚礼品。文强案中，影响受贿金额认定的最大的一件礼品便属于“雅贿”——据传是张大千先生的一幅画，若是真迹，市场价当在300万元以上；若是赝品，则就值千把元。这幅画经过数次鉴定，争议巨大，最终由国家文物局、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一锤定音，鉴定称该画“笔墨粗俗、款字浮弱”，为一般仿品。可见，贪腐文化也与时俱进，随着经济的发展、人民物质与精神生活的提高而不断发展。十几年前下属给上司送礼，在香烟盒、点心盒中塞钱的行为现在看来，已是相当的老土。

难道这些年贪官们的文化素质真的突飞猛进，进化到弃铜臭而逐高雅了么？非也，就像孔乙己“窃书不算偷”的调调被嘲笑为狡辩一样，“雅贿”照样是贿赂，所谓贿赂，就是用财富去换取公权力，本质上是赤裸裸的利益交换，其性质绝不会因贿赂的物品不同而有区别，“雅贿”只是铜臭上喷上香水。官员们喜好收受“雅贿”，除有附庸风雅的原因外，还有规避风险的考量，或者对当今多数官员来说，这个考量是主要的。以和田玉成为送礼热门为例，所谓“黄金有价玉无价”，一个官员如果收受若干金条，一旦被查处，其受贿金额很好计算，国际金价摆在那儿。可若收受一块和田玉，其价几何，确实不容易评估。

中国的送礼文化源远流长，其中当然有正常的人情往来的送礼，但送礼文化中很大的一部分是向有权势的官员敬献，其送礼的目的十分明确。在春秋时代，中国处在真正以礼仪治国的时代，那时候送礼很讲究，但礼品本身的价值并不高，所强调的是礼品所传达的社会规则，如规定结婚男方送贽礼，天子用鬯，诸侯用玉，卿用羔，大夫用雁，士用雉——即便士有钱也不能随便给女方家送玉这样的贵重物品。战国时期齐国有一个贤人叫陈仲子，他的哥哥是大夫，有一次受了别人送来的一只鹅，他妈妈在他不知情时煮给仲子吃了。吃完后仲子知道这只鹅是收受的贿赂，便抠喉咙把吃下去的鹅吐出来——我国先民是够质朴的，给堂堂的国家重臣送一只鹅，现在怎能拿得出手？

纵览史料，基本上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中国官场送礼文化或者直白地说是贿赂文化，到了明清两代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要知道，明清两代的帝王可是以严刑峻法反贪，但现实无情地嘲笑朱元璋这种不惜把贪官剥皮的开国君主。特别是在两个王朝的后期，行贿、受贿的花样翻新，且把这种行为想方设法用雅致的面纱包装。比如官场最流行的“两寿三节”送礼，本来就是下属给上司行贿，可一旦选在老爷、太太的生日以及新年、端午、中秋三大节日，似乎就显得温情脉脉，富有人情味了。其实还不是自欺欺人？那时候 “雅贿”的名堂比现在多得多，严嵩、严世蕃父子大权在握时，严府收罗了天下的奇珍异宝和文物古董。大盂鼎和大克鼎、毛公鼎被称为“海内三宝”，大盂鼎在清朝道光初年于陕西岐山出土。后来被陕甘总督左宗棠的幕僚以700两白银购得，献给了左宗棠。左宗棠将其送给潘祖荫，感谢当年潘的搭救之恩——700两银子买这样一个宝物，基本上属于掠夺行为了，送给陕甘总督，也可算“雅贿”吧。张居正当了内阁大学士后，一位县令送了他一根玉带。张居正惊呼:“这腰间的白玉，尤为殊异珍贵，这样的宝物，从哪里得来的？”恐怕不是一个县令所应有的。在晚清的琉璃厂，一些古董店的老板专门充当官员行贿、受贿的桥梁，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专业洗钱公司。比如一个下属进京花1万两银子在某店专门买一幅仿造唐伯虎的赝品，送给某大官。这大官和店老板彼此合作多年，他让仆人拿着这幅画来店里，店老板退给他9000两银子。如此，店老板得了1000两手续费，大官有9000两进账，而那幅赝品，即使将来追查下来，也不值几个钱。

明清两代为何贿赂文化如此发达？关键原因是这两个王朝的集权和专制水准远迈前代，也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当权力高度集中而制约和监督跟不上的话，那么取悦权力的手段必然层出不穷，不断升级。“雅贿”无非是各种升级版而已。

不过，那时候“雅贿”的收受者还多是科举出身，是真正的文雅之士，如严嵩父子都是大才子，张居正、左宗棠就更不用说了。而今收受“雅贿”的官员，我超级怀疑他们没几个人真正懂得文物珠宝，能明白文物珠宝所传达的文化信息。这样看，即使是“雅贿”的水准，离传统尚有不少的距离。（作者系知名网络评论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