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庄河市上千民众在市政府门前集体下跪，要求市长出面接待遭拒绝，此事近日在网上曝光后，产生了极坏的影响。我们知道，即使在被认为不讲人权的封建社会，地方父母官面对上千草民的集体下跪，怕也是不敢拒绝的。但庄河市有关领导却做到了，仅凭这一点，就应该对他们进行问责。

不过，问责只是对官员漠视群众要求的事后处理，对我们来说，更应该思考的问题是，为什么庄河市有关领导会这么做、敢这么做?是他们担心这下跪的上千民众来向政府闹事和示威;还是他们觉得，对于这些“屁民”，本就不必理睬;或者另有其他什么原因?

我想，不管具体原因为何，有一点很清楚，即在现在的维稳压力下，出现庄河市这样的情况并不奇怪。学者于建嵘最近提出了一个概念，他把目前地方的维稳，称作压力维稳，这种维稳模式有以下特点：重视事后处理胜过源头预防;重视基层，注重“实战”;政绩考核功能异化;成本高，投入大以及基于短期利益考量，并断言压力维稳已经走到尽头，再不改变，恐怕会出大麻烦。

借用于建嵘的“压力维稳”的提法，会发现，在目前要求将上访和问题解决在基层的政治压力下，对一些地方官员尤其是基层干部来说，对付群众上访屡屡会采取两种方式：一是“花钱买平安”，“人民内部矛盾用人民币来解决”;二是不惜动用包括警力等在内的暴力工具，强行将群众的上访和要求压制下去。前一种的实质其实是贿赂，后一种则过于迷信暴力。在中央强调群众利益无小事的背景下，现在地方政府更多采取的是“收买”群众，比起暴力来，收买当然显得更“人性化”些，但也因此有可能给民众提供一种误导性的预期，使民众觉得，要想自己的问题得到政府的重视和解决，就得制造点“威胁稳定的事端”出来，从而激励一些人采用法律外的方式甚至暴力来表达和发泄不满，形成一种“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的互动模式。不过，如果事情真到了这一步，问题还未解决，为使事态不扩大化影响自己的仕途，地方政府会习惯性采取第二种方式，动用警力来压制事态的发展。

总之，在压力维稳下，有的地方官员为了规避责任，要么采取高压手段绝不示弱，要么不惜一切代价收买民意，但无论哪种方式，都只会激励民众在下一次行动中采取更加极端而非理性的态度。这是此种维稳方式必然会产生的内在困境。庄河市政府有关领导拒不出来接见下跪民众这种看起来似乎不可思议之事，只有从这一角度才能得到合理解释。

由此看来，要将地方官员尤其是基层干部从“一票否决”的压力维稳的重负中解放出来，必须转变现有的维稳思路和模式，地方政府应该做到主动回应民众的关切和诉求。客观地说，相对于前些年，各级政府在处理群众上访和突发群体事件时，身段和手法一般都比较柔软，注意回应和引导民意，并强调对引发和产生冲突的地方官员进行问责。这是值得肯定的，比过去有所进步，但具体处理手法的改变并未消除威胁稳定的根源。

所以，要真正解决问题，须维护宪法赋予公民的合法权利，认识到“维权就是维稳，维权才能维稳”。这就需要我们从思想和思维上防止两种倾向，一是过于夸大维稳的重要性，似乎一个地方出现上访事件，就好像这个地方天要塌下来一般;二是将民众的利益表达与社会稳定对立起来，将公民正当的利益诉求与表达视为不稳定因素，通过压制和牺牲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来实现短期内的社会稳定。

总之，当一个普通公民缺乏独立的政治渠道和司法渠道去影响或改变政府决策和行为的时候，压力维稳只会激化矛盾和问题。现在到了该抛弃过时的维稳思维的时候，为社会不满情绪的宣泄提供制度化的管道，强化公共的政治参与，以改变目前社会利益关系严重失衡的局面。(邓聿文 《学习时报》副编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