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今日起，《侵权责任法》将正式实施。这部法律涉及产品缺陷、交通事故、医疗损害、环境污染、网络侵权、动物致人损害等内容，与每一个公民息息相关，首次从法律上明确“精神损害赔偿”，规定“同命同价”，都是其亮点，尤其是“惩罚性赔偿”原则的树立，更将对社会生活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所谓惩罚性赔偿，又称示范性赔偿或报复性赔偿，是指由法庭所作出的赔偿数额超出实际损害数额的赔偿。惩罚性赔偿是加重赔偿的一种原则，目的是在针对被告过去故意的侵权行为造成的损失进行弥补之外，对被告进行处罚以防止其将来重犯，同时也达到警醒他人的目的。在我国法律体系中，“惩罚性赔偿”本来不算新鲜事物。1994年开始实施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即首次引入了英美法系的惩罚性赔偿制度。但这一制度在社会实践中并没有起到很好的保护消费者权益的作用，原因就在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对“消费者”定义不明确，所界定的“商品”范围狭窄，惩罚性赔偿适用范围容易造成不同理解，使这一法律的司法实践始终不能尽如人意。以致长期以来，人们对患者是不是消费者、职业打假能否适用惩罚性赔偿这些本来很简单的问题都争议不休，从而给消费者的权益保障蒙上了阴影。

惩罚性赔偿原则事实上难以确立，其消极影响不容忽视。近几年来，一系列重大产品质量事件中，受害者的悲惨处境触目惊心，侵权者的胆大妄为更让每一个有良知的人坐立不安，不得不逼使公众思考一个问题：我们拿什么对受害者进行有效救济？又依靠什么来遏制侵权者的勃勃私欲？由于立法上的缺陷及其他一些因素，过去针对侵权行为的起诉，司法机关一般仅支持补偿性赔偿，这样做的一个最直接的后果就是，侵权者违法的成本过低，无法对侵权行为形成震慑。

现在，《侵权责任法》第47条规定，“明知产品存在缺陷仍然生产、销售，造成他人死亡或者健康严重损害的，被侵权人有权请求相应的惩罚性赔偿。”第59条又规定，“因药品、消毒药剂、医疗器械的缺陷，或者输入不合格的血液造成患者损害的，患者可以向生产者或者血液提供机构请求赔偿，也可以向医疗机构请求赔偿。患者向医疗机构请求赔偿的，医疗机构赔偿后，有权向负有责任的生产者或者血液提供机构追偿。”一望即知，相比已稍显陈旧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的范围大于“商品”，“被侵权人”的范围大于含混不清的“消费者”，公民一旦被侵权，其寻求补偿的渠道更加清晰，方式更为简易，也就是说公民得到法律救济的机会空前提高了。

从惩罚性赔偿原则在《侵权责任法》中的确立，我们还可以看出法律观念的某种变化。过去，惩罚性赔偿原则之所以长期置于争论的漩涡中，就因为人们一度认为，侵权行为的受害者固然需要同情，但也应该尽力避免其“不当得利”。人们更由此认定，如果法律给受害者带来了高于损失的利益，那么将很难防止别有用心者去刻意追求高额赔偿。这样一种法律观念，其谬误是显而易见的。首先被侵权行为伤害的人，其损失往往不是用金钱能够衡量的。谁敢肯定，对那些因三鹿奶粉和不合格疫苗而改变生活的家庭，给予多少赔偿就够得上“等额”的标准？其次，从立法的角度去防范所谓“别有用心者”，唯恐其钻了法律的空子，这多少还拖着法律道德化的影子。法律只是对社会生活的一种规范，至于这种规范会给人们的道德境界带来什么变化，并不是其需要考虑的内容；最后，不对明知故犯的侵权者实施惩罚性赔偿，将无助于实现《侵权责任法》的基本功能，即补偿、惩处和预防。如今，《侵权责任法》冲破争议，纳入惩罚性赔偿条款，其显示的进步意义又岂止在立法技术一端呢？

当然，对亟待《侵权责任法》保护的公民来说，有了惩罚性赔偿的条款还不等于万事大吉，赔偿的基数、倍数如何确定，司法实践中具体怎样操作等，还应该有相关“实施意见”的出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