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广东佛山检察院首次公布多封贪官“忏悔书”和“家书”。其中，原佛山市顺德区伦教镇副镇长郭锐燎的狱中忏悔书写道：“自己被双规后，时常暗自流泪，眼睛几乎已经盲了。作为地方官，对不起当地百姓。失去了自由，要生不得，要死不能，坐监真的好痛苦。 ”

类似“贪官展”并不少见。例如今年5月，重庆就搞过一场以“法治与责任”为主题的渎职侵权犯罪典型案件展。每次看到这类消息，心里都不由嘀咕：这到底是在教育官员还是老百姓？不得不说，这类展览除满足老百姓猎奇心理外，对预防犯罪和反腐败的作用恐怕有限。很明显的一点，尽管身陷囹圄的贪官忏悔起来一把鼻涕一把泪，可贪腐案件不仅未见减少，反倒呈现“前腐后继”之势。

就在昨日，杭州市原副市长许迈永、苏州市原副市长姜人杰依法核准死刑后，于上午被执行死刑。许迈永贪污受贿2.13亿余元、总涉案金额近3亿元，刷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内官员贪腐的新纪录。姜人杰单笔受贿金额高达8000万元，为大陆被曝光贪官单笔受贿之最。贪官的产生，是因为他们脚底下踩着足以滋生腐败的土壤。每一个巨贪的身后，都暴露着法制监督的巨大漏洞。当前反腐形势之严峻，由此可见一斑。

从各种贪腐案例不难看到，官员缺乏自律再加上权力不受严厉制约，正是大多数官员陷入淤泥且难以自拔的主要原因。官员并非不食人间烟火的圣徒，他们和正常人一样有血有肉有情感有欲望，如果给他们足够的权力而又不进行相应的制约，欲望难免膨胀，权力难免滥用，从而可能在不知不觉中滑向深渊。可见，加强反腐倡廉教育是一方面；但从另一方面讲，只有抓好制度反腐，完善监督机制，才能更好地预防和遏制腐败。

抓好制度反腐，就是要从法制建设入手，堵住贪官的前路。只有在每个通往贪污腐败的路口竖起 “禁止入内”标志，才能让官员有所警觉，主动后退。完善监督机制，侧重要从鼓励舆论监督入手，对涉足“禁区”的官员亮起红牌。官员所拥有的每项权力都可能导致腐败。党纪国法的作用在于明确权力的边界，而舆论监督就像是为法律装上电子眼，借此可把官员的贪腐行为曝光于公众面前，使其受到应有的惩罚。

例如，写下这段“忏悔感言”的郭锐燎，他以贪污罪、挪用公款罪和受贿罪被判有期徒刑17年。这些罪名均与“职务便利”有关。事实上，大多数贪官都是倒在这四个字上面。若官员平时感受到更多的是权力之便，而很少甚至没有感受到权力之不便，那么其所作所为很可能就会和“为所欲为”划上等号。而如果一切权力都在阳光下运行，恐怕官员们就不敢这么置党纪国法于不顾了。许迈永、姜人杰受贿金额如此巨大，何以案发之前公众毫不知情？这要么说明贪官太聪明，要么只能说，当前对贪污腐败的制度约束与舆论监督仍然很薄弱。

就此而论，舆论监督就是预防犯罪和反腐教育的最好手段。举办“贪官展”难以束缚官员欲望，仅靠纪检和司法机关扛起反腐大业，难免也会有“照顾不周”的地方，而鼓励和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则可全方位、全天候盯住官员，使其不敢肆意而为。反腐倡廉建设不仅需要加强党纪国法的震慑和惩治作用，还需要“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监督政府”，充分发挥舆论监督的力量，这样才能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让一切贪腐行为无所遁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