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披露，长沙37岁的听证代表石爱伟作为湖南各大听证会的常客，7年来已经平安无事地参加了17次听证会，还可能更多。无独有偶，53岁的周正良承认自2002年以来参加了近20次听证会。湖南省法制办相关负责人甚至见过一名“专业户”，曾试图为全家五六口人都报名参加听证。

在微博和论坛，石爱伟获封“听证哥”和“听证帝”，跟帖一片谩骂。网上舆论一片哗然：原来长沙也有“听证专业户”。媒体和网友对石爱伟、周正良等“听证专业户”广为诟病的，不仅仅是他们经常变换身份，报名参与各种“听证”。如周正良登记过的身份五花八门，叫人难辩真伪。网民谩骂声中，矛头直指每次参与听证，他们几乎全当“好好先生”。

“听证专业户”常常作为“好好先生”的化身，这正是周正良、石爱伟和成都的胡丽天等听证专业户备受舆论诟病的主因。他们每每出场，都很少在听证会上发难，或让听证主办方感觉“讨嫌”。周正良大致记得，对于先后参加过近20次听证会的听证事项，“我基本上是持同意的态度”，“决策部门在民生方面还是考虑比较周全的”。石爱伟也异曲同工地坦承，他“从没在听证会上投过反对票”，毕竟政府相关部门在听证前，都是“经过反复酝酿的”。

有人甚至怀疑“听证专业户”乐意出场，总是说些场面话的目的和动机。有一种“潜规则”：“老听证”经常参加听证会，总能“不虚此行”。因为每次参加听证，主办方都会给代表们补助一笔数量不等的“车马费”，或者叫“误工费”。尽管听证代表，几乎都矢口否认自己是冲着这笔钱去的。但或多或少的“误工费”，似乎异化为听证代表真正成为民意代表的“封口费”。

其实，除了剖析“听证帝”不为人知的动机和令人唏嘘的表现，我们是否更该深究这种表象后面的深层问题。是什么动力，催生了热衷于凡听证必到的“专业户”？是什么原因，为这些“常任代表”留出了生存空间？他们到底是政府信息公开、公民积极参与社会事务的有功之臣，还是听证真正产生效力的“绊脚石”？听证代表的产生等制度设计，是否还存在着有待完善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