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温州打工的重庆籍民工黄庆红日前致信铁道部，称其4次到火车站排队买票未果，工作人员称使用网络或电话购票比排队快，但对民工而言，网络购票比通宵排队购票更不现实。（1月5日《重庆晨报》）

据第27次互联网报告推算，目前我国超过2.4亿农民工中，只有不到7%属于网民。而农民工又是春运潮的绝对主力，往往占到春运客流的50%以上。由此让农民工感觉购票更难。

一方面，造成农民工“缺乏网络知识”、“大多不懂上网”这一局面的并不只是农民工自身——而是目前城乡二元分割的社会结构背景下，一系列的城乡差距（如收入差距、教育差距等）的必然结果。

另一方面，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推行“网络购票”属大势所趋，而“网络购票”对农民工之外的其他旅客群体带来的好处有目共睹。

从源头来看，农民工“春运购票难”，症结在于火车票本身供给的严重不足。今年春运期间，全国铁路将发送旅客2.35亿人次，日均588万人次，而目前铁路日均能提供的客座只有382.1万个，缺口达200万。购票难是目前铁路运力不足的必然产物。 (张贵峰)

' />

1月4日《温州都市报》刊登了一篇《一个农民工写给铁道部的一封信》，来自重庆的农民工黄庆红说，他和工友们都不会网上购票，而即使网上有票还需要开通网银，他们也没有。黄庆红因此向铁道部抱怨，“前几年，春运买票只要排队就行，先到先得，拼的是体力，总有一份希望存在。你们弄了这个网络购票，对我们来说太复杂，太不切实际了”。

正如黄庆红所理解的那样，实行网络购票是为了减轻窗口的压力，也确实能方便很多人。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享受到这种方便，黄庆红所代表的农民工中不会使用网络或没有网银的人数量巨大。

类似这种现象其实在其他事件中也司空见惯。现在各级政府都在大力加强政务网站建设，很多规章制度都发布在网上。但大量的低收入群体买不起电脑，也不会上网，更不懂得如何通过政务网站向职能部门写信反映问题。结果，本来网站上刊登了不少为农民办事的信息，但农民却看不到。

成都一家都市报有一个帮读者向有关部门问问题的栏目，结果很多农民工都问孩子如何上学、工作时如何交保险、身份证遗矢如何办理等问题。这些内容要么政府网站上有，要么可以很方便地从网上查到政府部门的电话，网上还有很多相关的信息，但千千万万的农民却不知道。如果政府认为只要有关信息在网站上刊登了就算完成公开发布的任务，那大量农民将被排斥在信息接收者之外。

过去一年，各级政府和官员开微博蔚然成风。但另一方面，中国还有比微博用户多得多的人不会用微博，甚至不知微博为何物。政府部门和官员的精力是有限的，当其将主要精力放在通过网络发布信息、听取意见并以此为作为判断各类问题轻重缓急的依据时，那些接触不到网络的人——其中大部分是农民这样的弱势群体，连引起政府注意的机会都降低了。现在不少农民不得不通过网络来反映问题，因为只有这样才可能引起政府关注，可谁知道那些不太懂得上网技巧的农民，是费了多少周折才将自己的诉求搬到网上的？

---

先进的技术走得太快，部分人就会被抛下并且越抛越远，直至成为边缘人。加拿大学者文森特·莫斯可就引用了美国科技署1990年的一个报告说，能够策略地运用信息与传播设施的群体与不能这样做的群体之间，差距将会加大。因此，对于政府网站、政府部门和官员的微博以及当下的网络购票，在看到其积极意义的同时是否也应该反思：先进的技术在方便了部分人的同时，是否也在无形之中伤害了无法使用先进技术的人？在政务快速网络化的发展过程中，来自弱势群体的意见反馈能占到几成，其会不会使得决策者更多看到的是城市议题而农村议题被边缘化，农民的诉求多大程度上被先进而昂贵的技术挡在决策者的视野之外？

因此，中国的政务网络化，包括网上购票之类的步子能否迈得慢一点、幅度小一些，等一等那些尚处在追赶阶段人？在政府的财力、人力有限的情况下，将必要的资源转移到他们可以方便接触的沟通方式上来，比如官员下基层、接待上访与网上听取意见的时间分配，既通过网站也通过布告、报纸等形式公开信息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