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天会期，长乎？短乎？2012-03-13两会接近尾声，跑会的记者感慨颇多，既有对代表委员尽心履职的感佩与敬重，又有“会场还在，人没了”的质疑与愤懑。会上的精彩“桥段”让人兴奋，缺陷不足亦难逃“围观”——按照大会讨论通过的章程，在本应讨论审议的时间里，一些代表团的小组讨论会没开一会儿就散场，甚至一个团组只用一分钟说了句：散会。
10天的会期，要探讨的议题很多，要审议通过的报告也多，时间有限，只能抓重点。所谓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有人就说，两会上，代表委员真正该花时间和精力的，是审议预算报告和刑诉法修正案草案。立法、管好钱袋子，是人大最该干好的事。正如记者王亦君在微博上所言：从3月8日下午到3月14日上午提请大会表决，除去听取两高报告、审议两高报告，2900多名代表们审议110条、两万多字的刑诉法修正案草案的时间，只有10个小时，各位代表，务必珍惜手中的权利。
而预算报告和刑诉法修正案草案，恰恰又是专业性议题，需要代表们具备一定的专业知识。对预算报告很在行的叶青就坦陈，法律中的一些专业术语，他不大弄得明白。建议人大应该专门对代表们进行一些培训。
看来，要认认真真审议两会的各种报告，避免“时间不够，看不懂”，10天的会期真的不够用；可在审议报告之时，一些小组讨论会会场的“人去楼空”，又似乎给人会期太长之感。毕竟，开一次两会不容易，会议成本也不小，如若不能做到“集中精力办大事”，恐怕对不起纳税人。
要开好会，程序上的改进必不可少。一些需要花费时间审议的报告，比如预算报告、刑诉法修正案草案之类，能否在正式开会之前就发给代表委员，能否提供必要的专业培训，以便代表委员们能够有时间看得明白弄得懂？
技术上的改良之外，最重要的，还是代表委员们的责任心。是否对自己的角色定位有明确的认知，是否尽职尽责，直接决定两会的效果及作用。
“会上一分钟，会下十年功”。不管是高质量的发言，还是有价值的议案提案，都有赖于平时的积累。没有会下的认真履职，会上的“一鸣惊人”只可能是花活儿。不得不说，一些代表委员还不太接地气，擅长高谈阔论、慷慨陈词，却缺乏现实针对性，不能解决实际问题。曾经提交和参与提交议案、建议、意见1100多件的赵林中代表就说，像新闻记者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一样，代表也要下基层、转作风。
对于重要而短暂的两会而言，会风的改进也不可或缺。既然会期短，那就别浪费时间。讨论发言请直奔主题，少些官话套官，不要一发言就唱赞歌，一审报告就作汇报。要知道，上行下效，两会的会风，直接影响政治生活中的各种大会小会，敢不敢说真话，能不能讨论真问题，两会是标准和样本。
' />超阶层的代言，弥合改革的分歧和隔阂2012-03-13同作为父母，我能够理解这位专家的愤怒，但我跟她说：这样缺席“审判”孩子的父母对他们是不公平的，没有谁比父母更爱自己的孩子，我们是不是该问问他们为什么不回家陪孩子？在家陪孩子，对我们这些人看来很平常，可对穷人真的是一件奢侈的事。我们要设身处地站在他们的角度思考这个问题，而不能带着身份和道德优越感去批评他们。
这一次的讨论，让我感受到了阶层间的隔阂和社会的断裂失衡。在很多问题上，都会因为缺乏切身的体验，缺乏对不同阶层的人生存状态的感知，而无法真正理解对方。这个社会的很多冲突、矛盾和误解，多源于此。
两会正在进行，代表委员都在积极建言献策，或阐述对社会发展的理解，或提出对公共事务的建议，或表达本阶层的利益诉求，我认为这些都非常好。但有一点请注意，代表委员要有弥合社会隔阂的责任意识。
比如，我们的代表委员提虎扑篮球：留守儿童的议案提案时，就不能把问题全部归咎于孩子父母的不负责任——这样的身份优越感，只能进一步撕裂阶层的情感裂痕，加深误解和隔膜。我们的代表委员中，很少有留守儿童的父母，很少有留守问题的切肤之痛。要在留守儿童问题上提出真正贴近本质、真正解决问题的建议，必须深入到他们的生活中，了解他们的世界，才能真正站在他们的立场上为他们代言。
前段时间，九阳希望基金组织专家和媒体赴广西马山，体验贫困山区孩子的午餐问题。活动结束后，很多专家和记者都感慨，原先虽然看过不少报道，但这一次实地走进他们的生活后，才真正明白了“顿顿吃黄豆蒸饭是什么滋味”，才明白“19个小时无进食”的意味。这对我们的代表委员们是一个启示，坐在大城市空调房的电脑前写提案议案，永远都有一层隔膜，真正用脚走进那个与自己生活完全不一样的世界，才不会隔着。
我看到政协委员袁隆平院士算了一笔账，他说：我今年的建议是政府要以较高的价格收购农民的粮食。他在建议后附了一份表格，称“农民种一亩地只赚7.5元”——城市人是永远无法理解这个数字的，甚至会为这个数字感到震惊。而农村人都知道，袁院士说的是实话。袁院士能提出这个建议，因为他的脚一直深扎于农村这片土地，没有任何隔膜，他深知农民的疾苦。
一些代表委员在两会上积极为本群体代言，这值得尊重，两会本就是一个各利益群体博弈的场所。但我更尊重那些能为缺乏话语权的人代言的代表委员，比如拍电影的张艺谋委员呼吁“电影票降价”，作为富人的陈光标呼吁向自己征税，靠教英语赚钱的俞敏洪呼吁“四六级英语与大学毕业脱钩”。
弥合这个社会的隔膜，需要代表委员们这种超越本阶层利益，甚至向自身利益开刀的勇气。需要代表委员们能真正倾听弱势群体的声音，并为他们的利益奔走呼号。
' />“企业报销制”难降三公消费2012-03-13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提议，希望改“单位报销制”为“企业报销制”，即建立公务接待管理机构，行政单位在饭店、酒店等消费后，由相关企业到公务接待管理机构申请报销；行政单位领导只能消费、签单，不能再染指支付报销行为。
按照叶青的说法，核心就是取消行政单位领导的直接报销权，实现消费主体与支付客体的独立两条线。
尽管表面上看，领导报销权被取消了，但实际上决定权仍掌握在个别领导手上，钱花得该不该，是不是乱消费，公务接待管理机构很难了解实情，最终还是签单者自说自话，而至于饭店、酒店等企业，追求利润是第一要务，只要能赚到钱，你让他怎样他就怎样，更别指望他们监督了。
“三公消费”之所以弊端丛生，原因还是权力缺乏约束，公开力度不够，处罚措施不严，不从这些病根出发，出台再多看似繁杂巧妙的政策，都容易被钻了空子。
□张森林（公务员）
' />发行大面额钞票确实暂无必要2012-03-13关注2012全国“两会”之十一
3月12日，全国人大举行记者会，央行行长周小川等就中国“货币政策及金融改革”回答了中外记者的提问。就是否可能发行大面额钞票问题，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胡晓炼明确表示“暂时没有这方面的计划”。
近年来，每每发生严重的通胀，总能看到一些专家学者建议发行大额钞票，理由不外乎在货币缩水的情况下，大额钞票更方便交易和携带等。但无论就交易本身，还是货币发行预示的货币政策而言，中国目前确实没有必要发行大面额货币。
直观来看，大额面值的钞票的发行，尽管携带方便，但找零很麻烦，一旦出现假钞，持有者的损失也比较大；在电子化结算和交易已经成为未来结算大趋势的情况下，大额钞票用武之地会越来越少。
中国经济从总量而言尽管已经成为全球第二经济大国，但考察一下全球各大经济体经济增长与货币面值之间的关系，两者也并没有必然的联系。美、欧、日三大经济体，各自货币的最高面值均已经维持了很长时间。
更重要的是，发行大额钞票非常容易引发民众对于通胀的恐慌和担忧。从历史和现实来看，大凡发行大额钞票的国家和时期，都是处于通胀比较严重的时期。在历经两年多的调控、通胀形势开始回落的时候，重提发行大额钞票的建议，会让民众对于未来的物价走势担心。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刚刚宣布中国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将广义货币的发行量控制在14%。这样，一方面可以控制货币的滥发，另一方面可以稳定民众的预期。大面额货币的发行尽管不能直接和货币放水挂钩，但在负利率持续近三年的情况下，在外界鼓噪中国经济滑坡的情况下，如果真的发行大额钞票，很容易被解读为货币政策再次从稳健转向宽松。这无论对于今年物价，还是民众的财富，都弊大于利。
当然，尽管2月份中国的CPI降至3.2%的低值，但并不意味着中国本轮通胀已经远去。在欧美宽松的货币政策依旧、石油等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受各种因素的影响持续走高、人力成本不断上升的情况下，中国事实上已经进入了一个价格全面上涨的时代，千万不能对通胀形势过于乐观。
2月份的CPI数据更多的是季节性因素的影响，并不能反映中国通胀的真实水平。未来控制货币，应该成为央行长期的工作，在经济增长的同时，不因为负利率和货币泛滥而侵蚀民众的财富，也应成为中国货币政策的指导思想之一。
发行大额货币，也许会方便部分交易，但其引发通胀和民众财富缩水的弊端却是难以回避的。因此，对于央行而言，不仅要管好货币的水龙头，更要管好大额钞票的发行，避免引发不必要的恐慌。
' />“十元钱购买力”是一份最成功的提案2012-03-12每次两会都有很多提案，政府工作报告，代表委员们的热烈讨论，很多媒体都愿意把近年来的“两会”说成是民生的大会。而民生又包罗万象。正像人大代表林道藩认为的那样，宏观经济政策是否有效、货币信贷总量是否得到控制、社会总供求是否基本平衡，无论是大问题小问题，拿上十元钱到菜市场来个简单的“采购”，很多问题都就一清二楚了。
对老百姓收入和生活来说，真正能让他们体会到生活改变和幸福感的，不是城市又建了多少大楼，新闻里农民又增加了多少收入，国家GDP又增加多少，而最贴近他们生活又看的见摸的着就是十块钱还能买到多少东西。在上世纪80年代，拿十元钱完全可以请两个朋友到饭店“撮”一顿，而且有酒有菜，像模像样。九十年代中期拿十元钱到菜市街，也能荤素搭配买上好几个菜，足够一大家人酒足饭饱的。而现在四条黄瓜七个西红柿，想买肉估计人家都未必肯卖给你。当然我们不否认现在收入增加了，生活水平提高了。但刨去价格因素现在群众生活提高的是“水平”还是“水瓶”，谁心里都有一本账。
物价问题不仅关系到国计民生，更关系到国家的稳定和社会的和谐。但是现在的市场物价却仍然像发酵的面团一样日益的增长和膨胀，尽管国家三令五申，千方百计的强调稳定，但却总是收效甚微。这到底是哪里出问题了？仔细分析一下我们就能看出，导致物价不断攀升的不在社会，更不在企业和商家，而恰恰还是在于我们有些“暧昧”的政策。
比如燃油价格的只涨不落，或涨大落小。燃油价高直接导致运输业价格居高不下，而运输业为了生存不仅运价一直在高端徘徊，车辆改装、超载等现象更是司空见惯。这样的现象又给交通执法带来“滚滚的经济效益”，“罚款经济”更是促进了运费的增长，等到产品变成商品最终流到消费者手中时，各种涨价因素也都汇集到这里，一同伸向消费者的腰包。这样的物价又怎能压得下去？
土地盲目开发导致农田锐减，能致物价上涨。机构重叠，官满为患，导致社会负担越来越重，这无疑也是物价上涨的重要因素。环境恶化，资源减少，导致许多农副产品产量减少，质量下降，更是物价上涨的重要原因…….对这些问题国家并不是不管，而是许多管理措施，强化的力度都在层层执行中削弱了甚至走调了。以至于物价问题从一般性感冒变成顽症是早已成了并发症了。
这个十元钱的购买力不仅是一份最成功的提案，更是一面镜子。从里面能找出许多问题，而每一个问题里面更能照出政府从上到下，各部门的工作责任、工作态度和工作作风等许多问题。
' />莫让“官满为患”蚕食了老百姓的幸福感2012-03-12乱设机构，乱定级别，领导职数超标，公务员人数超标，刘书记批评的“双乱双超”现象，无疑道出了群众负担逐年加重的一大关键因素。干部队伍越来越庞大，供养成本、教育成本、监管成本和违法违纪相片成本必然水涨船高，最终都得分摊到老百姓头上。
四年时间公务员增加400万人，仅从供养成本来说，若按人均5万元/年保守估算，就是2000亿元，由此不难想象，上述“四项成本”是个多么巨大的天文数字，另外还有巨额的“三公消费”支出，“老百姓再勤劳，也养不起这么多官啊！”这不啻是道出了群众的呼声、怨声。“官满为患”、“三公消费”切去社会财富这块蛋糕的比例越大，老百姓所获得的份额当然就难见增长。
一段时期以来，有关方面每每有调查数据公布出来，群众往往都叫苦不迭，表示自己“被增长”、“被幸福”、“被小康”，究其原因，“官满为患”或是不容忽视的一个方面。正如此前政协副主席李金华谈及三公消费时所指出，政府只要紧一紧，一年节约几千个亿没问题，如果编制也能够紧一紧，可以节省出来的支出无疑更为可观。倘若将这些用于改善民生，老百姓当然就可以获得更多看得见的实惠。
因此，“三公消费”居高不下的难题要破解，“官满为患”的问题同样必须引起高度重视，从立法、制度、作风建设等多方入手，采取得力措施加以遏制。倘若听任这种队伍臃肿、工作浮夸、铺张浪费的风气继续漫延，老百姓的成就感、幸福感不可避免地被进一步蚕食。
' />扶持小微企业“不看广告看疗效”2012-03-12今年国际国内经济形势更加严峻，有关部门如不采取切实有效措施予以大力扶持，国内有相当多的小微企业恐怕会遭遇生死劫。
好在党和政府已对我国小微企业面临的困难有了高度清醒的认识，正着手推出实质性的扶持措施。温家宝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空前地多次提及小微企业，“小型微型企业”顿时成为了一个新词和热词。温家宝在报告中提到要“重点支持实体经济特别是小型微型企业”；“落实并完善促进小型微型企业发展的政策，进一步减轻企业负担，激发科技型小型微型企业发展活力”；“认真落实和完善支持小型微型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发展的各项税收优惠政策”；“规范发展小型金融机构，健全服务小型微型企业和‘三农’的体制机制”；“加强对符合产业政策、有市场需求的企业特别是小型微型企业的信贷支持”。
这表明我国小微企业在艰难发展的道路上已经曙光初现，光明在前。
那么，究竟要如何才能化解小微企业的经营困难，让其迎来一个发展的春天呢？
笔者以为，办法很简单，就是“四个支持、一转型、一淘汰”。
四个支持，首先是税收支持。
中国的企业普遍感觉税收太重，甚至有人认为，企业不偷税漏税就没法生存。这说明，支持小微企业的发展最重要的就是大减税，实行全面、系统的税收优惠政策。中国古代曾多次实行“轻徭薄赋”的休养生息政策，结果是经济社会迅速得到发展，国家财力和社会财富得以大幅提升。而苛捐杂税严重的年代，只会使民生凋敝，动乱频仍。我国目前社会稳定，国力雄厚，且外无战事，完全可以也完全应该实行大规模的减税政策，以大力促进经济社会的稳定繁荣和健康发展。具体到小微企业来说，虽然此前已有相关关税收优惠政策，但力度还远远不够。建议对新成立的小微企业，可以在成立之初的前三年实行免税；三年以后，实行税收优惠，总税率限定在营业收入的8%以内；对于经营困难的小微企业，根据实际情况可以减免税收或缓交税款。
其次是金融支持。我国小微企业发展面临最突出的问题是融资难。2011年国务院曾出台扶持中小企业特别是小微企业发展的9项金融财政措施，地方政府也出台了一些相关政策，但小微企业融资成本偏高，甚至根本贷不到款的现状并未得到有效改善。其实在这方面各级领导及专家学者讲得已经够多的了，方法、措施、政策一大堆，就是实质的东西没有到位。
在这里笔者只想强调一点：仅仅希望或建议金融机构大力支持小微企业是远远不够的，金融机构也是企业，需要有足够的利润支撑其自身发展，金融机构重视信贷的风险并没有错，重要的是国家要有足够的配套措施，使得至少有部分金融机构真正愿意为小微企业提供信贷支持。
第三是质量技术支持。小微企业因为规模小，技术力量薄弱，容易造成产品缺陷，难以打开国际国内市场，直接制约了其发展。国家应该设置或安排相关的技术指导部门，为其提供实质性的技术支持，助其进行技术创新，破解其技术瓶颈，大力提升其产品性能。
第四是管理支持。小微企业大多没能建立起现代企业管理制度，对人员的培训和管理都很不到位，难以形成有效的团队力量，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容易处于劣势。国家应该有专职部门对其进行管理支持，通过对企业主和企业骨干人员的培训，提高企业的管理能力和市场竞争力。
不过话也说回来，对小微企业也不能只是一味地提供支持。对于发展方式不对的小微企业要努力促其转型升级，对生产落后难以改造提升的小微企业要坚决予以淘汰。
' />总理为迟到致歉是堂干部素质课2012-03-12虽然俗话说“时间就是金钱，金钱就是生命”，但是4分钟，只不过是一眨眼的工夫，一泡尿的时间，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不在乎、不重要、无所谓，迟到4分钟也算不了什么大事。更何况，对于中国人而言，排队、办事、等候的时间远远超过4分钟。
众所周知，国家总理日理万机，每天都很忙，有很多工作需要做，即使是在“两会”期间也不例外。对于公务繁忙的国家总理来说，迟到4分钟更是没什么，绝大多数人能理解总理的迟到，等候总理的的政协委员也很清楚这一点。但是，国家总理为自己的短短4分钟迟到向等候他的政协委员真诚的致歉了，表达了歉意。笔者认为这一小小的致歉举动不是作秀，而是真诚的致歉，给大多数迟到的中国人上了一堂生动的素质课，尤其是对广大领导干部上了一节政治素质课。
准时、守时是作为人的一个最基本的道德素质，是诚信品质的一种体现，不管总理是政务繁忙，还是堵车什么原因，迟到就迟到了，迟到4分钟也是迟到，任何原因都改变不了迟到的事实，也不是迟到的借口。从这个角度说，任何人迟到了都应该为自己的迟到行为致歉，国家总理也不例外，致歉也是总理应该做的，做了普通人应该做的一件事而已，并没有太高的道德意义。
总理为迟到4分钟致歉引起公众关注，总理的身份当然是原因之一，最关键原因在于平时为迟到致歉的领导干部太少，基本没有。都知道我们很多中国人没有时间观念，对准时、守时不是很重视，浪费时间是普遍现象，迟到是经常遇到的事，特别是一些领导干部更是经常迟到，尤其在开会、举办活动的时候，都是让下属、老百姓等候，少则十几分钟，多则几个小时，少数领导更是让下属或群众在炎热的夏天或者是小雨之中慢慢等候，但是很少有领导干部为自己的迟到向下属、向公众道歉，相反认为自己是领导，是上级，下级就应该等他们。
可以说，总理为迟到4分钟致歉，实际上是给广大领导干部做了表率，也让经常迟到、让别人等候他们的领导干部脸红，也为广大国家工作人员提了一个醒，告诫广大领导干部一定要珍惜每一分钟，尤其是珍惜好八小时，好好的为广大人民群众利益服务。
' />为何“采访部长们越来越难了”2012-03-12今年，是我作为记者第六次参加全国“两会”报道，感慨良多。
2007年3月，我第一次参与全国人代会的报道。一般而言，守在人民大会堂的北大厅，可以顺利采访到列席会议的国务院部长们。
对于大多数媒体人来讲，这些部长们平时难得一见，即使出现，他的周围也是“重兵把守”，很难让部长们讲出几句话来。
但在人代会全体会议列席时，这些部长们却被媒体围追堵截得很“狼狈”。一位部长出现，他的周围会迅速地形成一个里三层外三层的“人球”，随着部长的脚步，这个“人球”缓慢地移动。从北大厅到主会场几十米的距离，可能半个小时也走不完，这种情况下不回答任何问题是不可能的。
记得2007年时，央行行长周小川第一次被记者围堵，为了不耽误开会，只好“逃跑”。而第二次被围堵后，“人球”运动中甚至挤碎了北大厅一人多高的一个瓷花瓶。
于是，在2008年，人代会新闻中心改进了采访方式，呼吁记者有序地对部长们进行采访。新闻中心在北大厅拉上一条警戒线，工作人员负责将部长请到记者聚集的区域，接受采访，而记者不得越过警戒线围堵部长。
也许是部长们对这种新的采访方式尚未“适应”，这一年，不少部长们站在专门设置的采访区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不过，情况慢慢发生了变化，愿意在采访区接受采访的部长们越来越少了，这边是记者们高呼着某部长的名字希望他能过来接受采访，那边却是部长们顺着墙根“溜”，遇到客气的会举手和记者们打个招呼。
在今年的人代会上，仍有大量的记者一大早赶到北大厅，在采访区占据有利提问的位置，不过愿意接受采访的部长寥寥可数。有记者慨叹，“采访部长们越来越难了。”
不过还是有个别的部长愿意坦诚面对媒体，像卫生部部长陈竺、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在5日人代会全体会议闭幕后，柳斌杰虽然被记者围着采访，但他平静地停下来，耐心地回答媒体的提问，成了这次会议最后一个离场的参会人员。而记者们也没出现拥堵或者强迫他不能离开的问题。
可能有些人不是很理解，在“两会”这样重要而正式的场合，官员就媒体和公众关心的问题回应，本该是和公众沟通很好的方式。
一位官员私下里解释，一个官员说话多了或说得好并不会“加分”，但说话多了或说得不妥当则可能担风险，一句话说得不好就会“减分”，受到批评甚至影响工作。在这种情况下，尽量不说话自然是最佳的选择。
□杨华云（新京报时事新闻部记者）
' />改革有雷区，讨论无禁区2012-03-12敏感话题被“脱敏”，天没有塌下来！反因为不遮不掩和正面澄清，提升了政府公开透明的形象。
对这个问题，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在接见海南代表团全体代表时，有精彩的论述，他说：随着网络微博等的迅速发展，每一个人都成为一个“通讯社”，这对宣传思想部门是新的挑战。有点不好的地方就想捂住，反倒会越描越黑。现在发生问题的，大量还是第一时间没有权威声音，或者第一时间不准确，然后第二次第三次修补，造成一次次的冲击波，越弄越被动。李长春希望大家转变思想观念，公开透明地应对。
诚哉斯言！李长春强调的其实也是“脱敏”的问题。在这种每一个人都是“通讯社”的语境下，很多问题想捂其实也是捂不住的，官方越捂，微博越是传得疯狂。这样的信息不对称和人为敏感化，一方面为谣言的滋生创造了空间，另一方面让政府公信力大为降低，很多政府部门公信力就是在一次次的瞒和捂之中一点一滴流失了。
在深化改革的问题上，同样须有“脱敏化”思维。深化改革的第一步，首先需要打破在讨论问题上设禁区的僵化思维。
这种想法源于两会的观感。本报记者采访两会时发现，在讲到一些所谓“敏感话题”或发出一些批评言论时，有的人大代表总是不忘提醒现场的记者——这些话千万不能写啊。有的甚至会补充几句，说一通这个好那个好，然后告诉记者：这个可以写。其实代表完全不必有此担忧，因为法律赋予了代表表决言论免责权。讨论虽然是自由的，可在某些代表的潜意识中，他们时刻绷着虎扑篮球：“敏感”和“禁区”的弦，担心自己的讨论会“越轨”。参政议政时背着这个思想包袱，如何能形成自由的讨论？不正视问题，又如何能解决问题？
越是敏感问题，越是改革需要面对的重大问题，谈都不敢谈，改革何以深化？
中国的改革确实有很多老大难的问题，甚至有很多雷区。比如户籍改革、行政体制改革、医疗改革等等，并不像想象得那么简单。千万不能把中国想简单了，不要以为简单地照搬他国制度，就可以解决所有问题。中国有中国的国情。改革虽然有难题和雷区，但讨论却应该没有禁区。充分的讨论和去敏脱敏，才能除雷去难，否则只会让雷区更雷、难题更难。真理的敌人不是谬误，而是对充分讨论的干扰和扼制。
话题的脱敏，讨论的去禁，思想的解放，是深化改革的一个前提，尤其是在这个“水深了摸不着石头”（厉以宁语）的改革关键期。只有经由充分的讨论，让不同利益阶层的人表达自己的观点，才能形成共识，才能让思想得到解放；只有民主的讨论，才能集中民智解决问题；只有自由的讨论，才能尽可能少地犯错误。政协委员崔永元说得非常好：不要以为领导就聪明。
讨论无禁区，创造条件让人们批评和讨论，深化改革才能以最少的成本、最小的阵痛获得成功。
' />根治官话套话需改进议事规则2012-03-12“王岐山副总理来听取小组讨论，与我们共商国是，我们感到非常高兴，非常温暖，备受鼓舞，深感振奋，我提议以热烈的掌声……”3月9日上午，人代会小组会议召集人、烟台市委书记张江汀的话还没说完，刚落座的王岐山就幽默地说“这些话全是浪费时间的”。他建议地方官员不要在会议上汇报成绩，而要多提建议。（3月11日《黑龙江晨报》）
一年一次的全国两会，是最高级别的国家论坛，在这样的论坛上，公众希望的，无疑是听到更多真知灼见，在短短十来天时间里取得更高的议政效率。然而，每年的两会上，一些浪费时间的官话、套话还是不时曝出。之前，全国人大代表钟南山曾痛批，“发言10分钟，8分钟都是歌功颂德”，此次王岐山副总理再次点出这个问题。
官话、套话之所以会形成生存的土壤，与一些代表委员的个人素养有关，同时更说明，对于官话、套话，人们有时候太过宽容了。其实，习惯是可以改变的，关键在于不能把习惯当成理所当然。广东省委书记汪洋在两会上建议不要专门介绍领导，他说“有的时候主持人一个个地介绍，领导们还要站起来一个一个地鞠躬，太麻烦了……但是这件事情要领导自己说，你不说，别人不敢不介绍你。都不介绍了，慢慢就会形成规则。”
所以，如果更多的人都能像王岐山和汪洋一样，对泡沫化的议政风气说不，拒绝官话、套话，那么这些话语自然就慢慢失去市场。
摆脱泡沫化的议政风气，提升议政质量，需要更多人来推动，同时更需要制度的构建。官话、套话的背后，暴露出议事规则的不足，正因为议事规则缺乏约束力，才使得这些话语成了漏网之鱼。
全国两会每年有几千名与会者，要开数不清的大小会议，要想把会开好，议事规则显然需要改进。目前，无论政协还是人大，具体会议规则制定得还不够“细”。一些会议的程序设置、主持人权限，发言的规则与时间限制、发言的形式等等，缺少固定的规范，这就导致一些讨论难以避免索然无味的空话，和天马行空的跑火车。
开会本身也是一种学问，孙中山认为，民权的第一步就是让人们知道如何开会，为此他亲自翻译了《罗伯特议事规则》。建议全国两会上，代表委员不仅应关注国家的改革，也要着眼于会议制度的改革，两会只有建立其简洁高效的议事规则，才能大幅度提升议政质量，更好地推动国家的改革。
□国华（职员）
' />像崔永元委员一样“接地气”2012-03-12有人说，要求各行各业的代表委员都能够真实反映民众呼声，并不容易。其实，只要有“代表”的意识，两会代表委员“接地气”就不难。以小崔发言为例，他仅是从自己的生活出发，提出自己的思考和建议而已。
任何代表委员都不会活在真空中，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必然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问题，产生各种各样的思考。而且，各种各样严肃的政治议题都会在日常生活中，都会在个体的身上得到集中体现，代表委员从个人的生活经历出发，也能捕捉到现实问题，从而提出不仅是严肃的，而且是接近性的提案。
这种要求对于代表委员们来说并不难，只要他们能保持真实、真诚，而不是因利益考量而揣着明白装糊涂，就能在两会上发出让民众认同的声音。
□乾羽（教师）
' />“10元钱购买力”背后的民生忧虑2012-03-1210元钱在北京能买到什么？三个苹果，或五张地铁票，或七个西红柿……来自广东的全国人大代表林道藩利用会议间隙到北京西绒线菜市场进行调研，他认为，10元钱能买到什么东西，不但真实记录了当前的物价水平，通过横向比较，还能够发现政府在公共交通等民生领域的投入。（《武汉晚报》3月11日）
“10元钱购买力”，反映出控制物价，仍是当下最重要的民生问题。
尽管当前物价进入拐点，步入下行通道，但由于前期货币过量供给，转为多方面的成本推进，而成本推动型物价上涨的回落相对迟缓，所以，在今年包括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物价上涨的压力依然很大，各种通胀反弹的因素仍然存在。这也是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将物价目标控制在4%的原因所在。
据国家统计局最新报告，2011年全年，我国CPI比上年上涨5.4%；而最新调整的银行一年定期存款利率为3.5%，百姓实际存款利息收益为-1.9%。根据央行数据，截至2011年底，金融机构居民存款余额达到35.2万亿元，如果按照这个规模计算，全国居民一年存款财富缩水达6600多亿元，相当于全国居民人均财富缩水了500余元。（3月10日《长江日报》）
也许，人均财富“蒸发”500余元，看上去不太多，但于生活在底层的家庭而言，也是一笔不小的损失。这种利率往往造成穷人更穷，富人更富，因为对于大多数穷人而言，由于缺少投资渠道，所以将钱不得不放在银行里贬值。而富人可以通过多种投资路径，来规避财富的“人间蒸发”。
近日，全国政协委员崔永元谈到人们总是感觉自己不幸福时指出，如果看收入数字，肯定是比以前高了，但挣钱的增幅赶不上物价的增长，“所以很难在钱这方面找到幸福感”。崔永元感觉自己“最富裕、最像百万富翁”的时候，是1986年刚参加工作每月工资大概80块钱，而今每月过万甚至更多收入，却经常感到“钱不够花”。
崔永元的感受，似乎反映出普通民众的心声。物价上涨关系民众的米袋子、菜篮子，关系民众的生活质量，关系民众的幸福感，是政府面临的一个实实在在的民生考题，应着力解决。
□吴睿鸫（公务员）
' />“老提案议案”见证改革的艰难2012-03-12每年两会，我们都会听到一些熟悉而热切的声音，有网站整理了一份“老提案、老议案”的名单：全国政协委员、北航原校长沈士团曾连续10年提教育经费支出应占GDP4%；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叶青连续8年建言公车改革；全国人大代表、律师韩德云连续7年提官员财产公开；全国政协委员、上海财经大学博导蒋洪连续5年提阳光财政；全国政协委员、河南工商联副会长王超斌5次提交垄断企业改革提案；全国人大代表、娃哈哈集团掌门人宗庆后连续5年建议提高个税起征点……
年年不能采纳，年年旧案重提，这些代表委员的理性与执着，牵引着中国社会走向更加健康稳定的发展道路，也使他们无愧于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荣誉与责任。
如今，这些执着的坚持有些终于成为现实，比如教育经费支出占GDP4%，比如提高个税起征点；但更多的，仍需要代表委员们保持足够的毅力和耐心去继续关注，比如公车改革还没有实质性的起步，比如官员财产公开还只是地方性的试点，比如垄断企业改革仍旧举步维艰。
毋庸讳言，这些领域都是改革比较艰难的核心领域，涉及到的既得利益群体庞大而且有力。用广东省长朱小丹的话说，改革改到自己头上，对政府是个考验。因为这些都是难啃的“硬骨头”，所以代表委员关注了多年却迟迟不见奏效；但是，又因为这些改革不能回避也无法回避，代表委员的持续关注也给了改革持续的推力：一次不行，再来一次，就像愚公移山一样，那些基于责任的坚持终究不会白费，正如教育经费支出占GDP4%，虽然迟到了20年，但终究还是在逐步实现。
如果说，对于代表委员而言，抓住一个凝聚民意的改革领域，以持续提出议案提案的方式积极推动改革，是一种负责任的履职；那么，对于相关部门而言，不逃避、不放弃、不懈怠地积极推进改革，无疑才是对代表委员最好的“回复”。代表委员的重要责任之一是要引起社会对一些重要问题的关注，并且要求相关部门不断回应这种关注；与之相比，“正在研究”、“感谢关心”之类的“回复”，确如有委员所言，感觉像是在“糊弄人”。
诚然，这些领域的改革肯定会很艰难，也许我们不能奢望一蹴而就，但至少，要让人们看到改革正在往前推进的努力和尝试，而不是长时间地停滞不前，任由代表委员们一年又一年地“旧案重提”。
“宁要微词，不要危机；宁要不完美的改革，不要不改革的危机。”要让更多的“专业户”代表委员像“4%专业户”那样不再忧虑，意味着相关部门需要拿出更大的勇气和担当，用更负责的态度去直面那些改革的困难领域——积极推进改革，永远是对执着坚持的代表委员们最好的“回复”。
□舒圣祥（媒体人）
' />治理“官满为患”重在转变政府职能2012-03-12要控制公务员规模的过度扩张，首先需要理清政府职能，明确政府边界；因此，与其出台《编制法》，不如出台《政府职能法》，以法律的形式授予政府相应管理职能。
全国人大代表、中央纪委原副书记刘锡荣在人大会议上建议出台《编制法》，以制止“官满为患”的现象。刘锡荣说，4年前全国公务员是600万人，现在已经增加到1000万人，一年多100万人。“老百姓再勤劳，也养不起这么多官啊！”
公务员太多，不仅造成了政府行政成本过高，增加了社会负担，而且扩大了买官卖官的空间，使体制性和机制性腐败难以根除。但建议出台《编制法》，能否控制公务员的扩张，还值得推敲。
应当说，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政府职能的扩大，公务员队伍的扩张，有其客观性。瓦格纳法则就指出，随着国家职能的扩大和经济的发展，要求保证行使这些国家职能的财政支出不断增加，即随着人均收入提高,财政支出相对规模相应提高。
从中国的现实情况看，相对于改革开放前相对单纯的职能，过去30年政府职能有了明显的扩大。这既有合理部分，也有不合理部分。例如，在经济领域，加强市场监督，保障市场秩序、保障食品药品安全等职能，是经济社会发展所必须的，强化这部分职能，属于合理的职能扩张，由此带来的公务员的扩大，也是正常现象；但有些职能扩张，比如加大对市场微观干预，职能设置本身就不合理，由此带来的公务员规模扩张，也就明显不合理。
此外，地方政府滥扩编现象严重，正如刘锡荣指出的——乱设机构，乱定级别，领导职数和公务员人数超标，这“两乱两超”导致的公务员规模扩张，更需要通过明确政府职能，进一步清晰界定各部门的职能边界，并进行有针对性地清理整治。
温家宝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指出，改革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是“五个理顺”，其中四个方面涉及到政府：即理顺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理顺各级政府间财政分配关系；理顺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关系；理顺政府与公民和社会组织的关系。
要理顺政府的基本职能，需要明确政府行为的基本原则，对市场和社会来说，“不禁止即许可”；而对政府来说，“不许可即禁止”。政府要扩张某项职能，需要得到法律明确的授权。只有明确政府边界，才能真正控制住公务员规模的扩张。
中共十七届二中全会通过的《虎扑篮球：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在“转变政府职能”部分提出，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要以政府职能转变为核心。“把不该由政府管理的事项转移出去，把该由政府管理的事项切实管好，从制度上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根据这一意见，只要真正地打破政府利益，理顺政府职能，就能够真正地控制住公务员编制的规模。
因此，与其出台《编制法》，不如出台《政府职能法》，以法律的形式授予政府相应的管理职能。政府必须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活动，非法律授权的不得具有或行使其他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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