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务接待“禁茅台”尚可“更禁一步”2012-03-07“茅台”作为公款消费奢侈品的代表，去年以来价格一路疯涨，刺激着公众的眼球，刺痛了人们诟病已久的敏感神经。新近曝出的消息，再次引发网络热议。报道称，贵阳市下属一个区政府办公室的负责人表示，该区政府办一年的接待大约最少需要100箱以上的茅台，每箱12瓶，一年消耗大约是1200瓶以上。如果算上党委、人大和政协四大班子中其他三家单位，消费总量还应高于这个数字。评论者义愤填膺，大有“老鼠过街，人人喊打”之态。
禁止公款消费茅台的提案契合了当下的广泛民意，从立法的角度提出对策，这应当是极其明智的选择。此前，我们已经有虎扑篮球：“公款吃喝入罪”的讨论，的确，如果没有法规之类的刚性约束及惩戒手段，“公款吃喝”之类的问题很难从根本上破除乱象。但是，现实中的公款非正常消费远远不止“茅台”。倘若只禁茅台，一方面在法理上说不过去，另一方面也直接造成了明显的制度性漏洞，极易造成公款非正常消费的此消彼长，从而削弱了建章立法的严肃性与威慑力。
“茅台”仍只是冰山一角，跳出“茅台”看“茅台”，实质就是公款消费的问题。笔者以为，对于公款消费我们有必要判明一些最基本的问题。比如，“公务接待能否抽烟喝酒”的问题，在这个问题上如果我们的制度不能够给出明晰的答案，公款吃喝的问题仍将游离于法纪之外。公务接待完全可以考虑废除烟酒开支，而不仅仅是茅台之类的奢侈品开支。“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公务接待”不是礼尚往来，公务接待“禁烟”、“禁酒”，符合国际惯例，顺应民众呼声。
笔者以为，公务接待最需要最严格且最容易执行的标准，比如，严禁烟酒消费公款报账，统一废除公务接待中的烟酒开支。仅此一项，就可能大幅降低公务接待开支。事实是，无论是从公务开支的总体情况看，还是从茅台酒价节节攀高的情况看，公务接待中烟酒消费占据的比重都是不可估量的。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公务接待中的“请客吃饭”尤其需要革命。当然，需要革掉的不只是“茅台”的命。
' />反铺张浪费，亦需革自己命的勇气2012-03-07全国政协副主席李金华6日在政协分组讨论时建议，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增加“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的内容。李金华说，“如果我们紧一紧、省一省，作风方面稍微改进一下，一年省几千亿元是不成问题的。”
今年两会话题不算多，反对公务接待大吃大喝、铺张浪费得到不少代表、委员的关切，人大代表徐景龙，政协委员冯培恩、林嘉騋、万捷等从不同角度切入，提出相关建议及办法。林嘉騋提出“虎扑篮球：禁止使用公款消费茅台酒的提案”，冯培恩则提议“运用刑法的手段来遏制公款吃喝”。李金华的加入，无疑为这一阵营增添了权重。
对于“三公消费”的数额由来争议颇多，民间与官方分歧不小，作为在位20多年的审计署前高官，李金华“一年省下几千亿元”的说法应该是有依据的。《人民日报》不久前也有过每年“公款吃喝3000亿元”的表述。若李金华的说法成立，一年省下几千亿元，我们可以做些什么呢？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廖新波曾计算过，全民免费医疗大约需要5000亿元；另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委员刘延东透露，全国所有中小学生都配备上校车，需要财政4600亿元的投入。也就是说，如果公务消费能“省一省”，全民免费医疗、全国校车配备都不成大问题。
在去年3月25日召开的国务院第四次廉政工作会议上，温总理提出警告“看一下中国历代封建王朝由盛转衰，几乎都是从骄奢淫逸、好大喜功、大兴土木开始的”，并强调“我们所花的每一分钱，都来自人民，都是人民用汗水换来的，必须用来为人民办好事、办实事，绝不允许挥霍浪费。”话说到这份上，说明中央政府对此的认识是清醒的、深刻的，对各级官员的忠告也是严肃的。
现实往往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正所谓“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对于一些惯于大吃大喝、大手大脚，花公款像流水一样的官员来说，“紧一紧、省一省”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三公消费”之所以高企不下，除了部分必要的开支之外，更多的已蜕化为公务员的隐性福利，甚至直接落入他们的腰包，如车补、房补、物价补贴等，“紧”与“省”势必动到他们的“蛋糕”，难度可想而知。诚如广东省省长朱小丹在广东代表团开放日现场所言，当前改革最大的阻力是既得利益格局，“革命革到自己头上”是个考验，“要拿出革自己命的勇气”。
所以，仅靠“作风稍微改一下”一年省下几千亿元是不太现实的。打造“廉价政府”，用最小的政府成本，实现最优化的政府管理，首先从压缩政府规模上着力。因为，“小”是“廉”的前提条件，水涨船高，大包大揽、包办一切的政府组织是很容易成为昂贵政府的；其次就是要落实由外而内、自下至上的外部监督。任何一个组织都天然地具有扩张自己规模的冲动，如果没有合理的、刚性的外在约束，最终都会刹不住车。
总而言之，“三公经费”的治理不可能单兵突进，必须置于深化改革的大环境下进行，与转变政府职能、机构改革、反腐败、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等结合起来，齐头并进。
' />更需要的是践行常识2012-03-07“没有创新”“如此而已”，面对舆论高度激赏政府对乌坎事件的处理以及乌坎民主选举的积极意义，汪洋书记既没有回避也不就势拔高，而是如是坦承。这种坦诚的背后是实事求是，如其所言，乌坎的民主选举是按照村民委员会的《组织法》和《广东省村民委员会选举办法》进行的。放眼现实，我们迷信创新、追逐创新，为了创新呕心沥血、茶饭不思，有时甚至为了创新而创新。
创新是好个东西，但事实一再证明，不少时候我们无须创新，只要遵守既有的制度设计即可，换言之，只要老老实实地遵守业已制定好的法律法规，而不必独辟蹊径，制度就能显现巨大的张力。
无论是处理乌坎事件还是对待乌坎选举，广东相关部门的“没有创新”“如此而已”，实际上就是尊重常识、践行常识。常识里藏着朴实的世道人心，藏着朴素的公平公正，更藏着静水流深却不容小觑的爆发力。尊重常识、践行常识，才能事半功倍，反之则事倍功半，吃苦头，摔跟头。就乌坎事件而言，人民日报的评论称，“在乌坎事件中，基层政府最初失误正在于，没有正视村民合理的利益诉求，让理性的上访升级为过激的行动。”后来，“省工作组以‘最大决心、最大诚意、最大努力’解决群众合理诉求的坚定承诺，化解了激烈的情绪，为问题的彻底解决，为当地的稳定和谐，创造了基本条件。”如果说最初失误是背离常识，那么后来的“最大决心、最大诚意、最大努力”就是尊重常识。
值得欣慰的是，我们已经越来越意识到尊重常识、践行常识的重要性。比如，改革开放“不可能一蹴而就”，但“停顿和倒退没有出路”；“改革总会有微词，总会有各种各样的阻力，但不改革是最大的危机。”“以前说跟老百姓是鱼水关系，我觉得现在是血肉联系，打断骨头连着筋，因此，我们要敬畏老百姓。”“基本的环境质量是一种公共产品，是政府必须确保的公共服务。”
' />铺张浪费就是腐败2012-03-07李金华说，大家对腐败都很激愤，但对铺张浪费现象却司空见惯。意思是，腐败和铺张浪费是两个问题。
在定性上，铺张浪费和腐败有所区别。铺张浪费讲排场、比阔气，请客送礼、大吃大喝、享乐第一，这些往往被当作生活作风、行为习惯，腐败是党纪国法上的重大问题，国之命运在人心，最大危险在腐败。然而在民间，它们没有多大分别，铺张浪费和腐败，哪一个不是深刻影响公众对公权力运行的判断？哪一个不是关乎人心向背？
铺张浪费就是腐败。现代语境下的“腐败”，不是简单的哪个官员把公款装到自己的腰包，不只是收受别人的贿赂，行为主体因为其特殊利益滥用职权或偏离公共职责的权力变异现象，都是腐败。有的地方行政成本和职务消费缺少节制，“三公”消费数额惊人，会议浪费、政绩工程，有的可能不是挪为一己私用，而是好处均沾，但说到底还是政府开支无序化，难有真正的监督和约束。
铺张浪费之所以司空见惯，既因为它的分散性，也因为它的普及性，使人们见怪不怪。然而，恰恰是这种日常的、普遍的、分散的权力风气，其危险性可能比一些腐败大案、要案更大，后果更为严重。
在权力系统内部，铺张浪费似有一种正常化倾向。吃吃喝喝，有多少人觉得这是一个严重问题？大肆修建楼堂馆所，挥霍公帑豪华采购等现象，虽屡为公众诟病，但各地各官员“总有蜻蜓立上头”。以前讲艰苦奋斗是我们的政治本色，现在信念和行为都追随这一条的官员还有多少？在大大方方花钱的环境里浸润日久，无所谓惯了，自然是久入鲍市。
铺张浪费的危害性、严重性，不只是形象和影响不好，更重要的是这包含了权力病变的更大风险。大家对腐败还能够激愤，至少说明人们还关注腐败，关心解决问题，有期待，有希望，如果对铺张浪费压根没有了兴趣，权力部门和官员自在地铺张浪费，民众随便你，没有任何期待，这样的人心到底是“向”还是“背”，影响几何，不能不掂量清楚。
反对铺张浪费的时代背景已经深刻变化。以前，国家一穷二白，所以要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现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日新月异，实力不断增强，勤俭节约已经不是打基础，而是与执政现实相关联，指向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治理和权力运行。有一组数据，从1986年到2005年我国人均负担的年度行政管理费用由20.5元到498元，增长了23倍，20年来人均负担行政费用的增长速度明显快于人均GDP和财政收支的增长速度。几多数据的背后，恐怕都是流水无声、风平浪静，然而水面之下真实情况怎样，不能不察。
现在的很多案件曝光之后都是触目惊心。但触目惊心不只是体现在一个又一个腐败大案、要案中，在权力部门的日常运行、官员的日常表现中，同样存在，未必只是铺张浪费。
' />期待一年真的“能省几千亿”2012-03-07当前各级政府财政大幅增收，希望政府部门能“紧一紧、省一省”，省出几千亿来，用于解决社保、医保、教育、校车等民生问题。
昨日，全国政协副主席李金华在政协分组讨论时说，大家对腐败都很激愤，但对铺张浪费现象却司空见惯。现在公开“三公”经费是很好的，更重要的问题是，大量地方债务的投资大手大脚，现在问题看不出来。李金华说：“如果我们紧一紧、省一省，作风方面稍微改进一下，一年省几千亿元是不成问题的。”
李金华曾任多年的审计署审计长，对政府部门的账本应该很清楚，因而对一些政府部门的铺张浪费现象也应该非常了解。“一年能省几千亿”出自他的口中，并非虚言。
“一年能省几千亿”貌似很惊人，可是仔细想想，这个数字或许可能还是非常保守。比如，九三学社中央今年拟向全国政协提交的《虎扑篮球：遏制公款吃喝的建议》提案中披露，全国一年公款吃喝的开销已达3000亿。这3000亿的公款吃喝，如果砍掉2/3，就能省出2000亿来。其他如公车花费、公款出国，在纳税人看来，也同样存在大幅压缩的空间。打击铺张浪费，光从“三公”上面“挖潜”，恐怕就能省出几千亿来。
至于地方投资中的大手大脚、铺张浪费，或许早就屡见不鲜。比如，某地要开大型运动会，就花费数亿搞亮光工程，就要斥资数千万更换高档的马路条石。这些决策一出，立刻遭到市民的强烈反对，若干公共财政就这样节省了下来。可是，地方政府的拍脑袋工程、形象工程，有的即便是遭到民众反对，也照干不误。此外，一些政府部门天价采购、年终突击花的钱，也不会是小数目。
遏制政府部门铺张浪费，固然需要改进行政作风，需要为政者的道德自觉，但更应该反思的是，对公共预算的执行为何还存在如此多的漏洞，公共项目投资的决策与监督机制为何乏力？
其实，如何遏制铺张浪费，道理已经无需多说。关键还是，相关改革能不能尽快实现突破，取得实质性进展。
去年，我国公共财政收入10.37万亿元，相比过去，这已经是一个相当庞大的数字。现在，各级政府财政大幅增收，在相对宽松的监管环境下，铺张浪费的可能性也大大增加。现在，也正是解决社保、医保、教育、校车等民生问题的大好时机。这笔钱用好了，诸多民生欠账则有望在数年内填平，也就为未来中国社会的长治久安打下坚实的基础。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也表示，“更加注重勤俭节约，严格控制‘三公经费’，大力精简会议和文件，深化公务用车制度改革，进一步降低行政成本。继续控制楼堂馆所建设规模和标准，压缩大型运动会场馆建设投入。”
希望在新的一年，政府部门遏制铺张浪费取得实效，真的能够省下几千亿，解决更多的民生难题。
' />有质量的GDP增长远胜于“保八”2012-03-07自2005年开始，我国GDP预期增长目标连续七年被确定为8%。在“十一五”期间GDP年均实际增速高达11.2%，2011年仍保持9.2%增幅的背景下，作出八年来首次低于8%的目标调整，体现出非凡的经济理性和决策智慧。
眼下，中国的改革已如舟至中流，有了更开阔的行进空间，也面临着“中流击水、浪遏飞舟”的挑战。经济社会在保持多年的较快增长的同时，也出现了不少新情况、新问题，体制性结构性矛盾亟待解决，经济增长存在下行压力。审时度势调低GDP预期增长目标，有助于各级政府卸下“保八”的心理包袱，轻装上阵。与之相呼应的是，今年除海南外，其他30个省份GDP预期增速均持平或下降。其背后寓意正如温总理所言，“把工作着力点放到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切实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上来，以利于实现更长时期、更高水平、更好质量发展。”
必须看到，GDP作为一种评价指标，有其一定的局限性。广东省委员书记汪洋就曾痛批“建大桥，这是GDP，让大桥塌了、拆了又是GDP，再建一次大桥还是GDP，这样干了三次GDP，浪费了大量的社会财富，但真正形成的财富就那一笔。”而在民间，高能耗高污染的“黑色GDP”，付出安全事故代价换来的“带血GDP”，以及地方总量加起来高于全国的“注水GDP”等等，更是备受公众诟病。不再唯单纯的数字增长马首是瞻，转而在GDP的增长质量上练好内功，这样的华丽转身正是公众的期待所在。
有质量的GDP增长，首先应注重节能环保。宁要绿水青山，不要金山银山。发达国家的教训说明，走“先污染，后治理”、“边污染、边治理”的道路，势必付出沉重的代价。今年PM2.5首次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推进节能减排和生态环境保护被列为2012年的主要任务之一，表明了绝不靠牺牲生态环境和人民健康换取经济增长的坚定决心。促进经济结构调整，降低高耗能、高污染产业链的产值比重当属题中之义。
有质量的GDP增长，还应提升实体经济效益。在过去依赖投资经济发展模式下，只要投资没有出现大的波动，宏观数据就不会太难看。然而，GDP成绩喜人却难掩实体经济面临的困境：生产成本增加，国内消费需求下降，出口价格优势减少……实体经济是国家经济的根基，今年政协一号提案把目光聚焦实体经济发展，提醒我们逐步从投资依赖型向提高消费比重的发展方式转变，采取有效措施缓解中小企业生存困境。
有质量的GDP增长，更体现增加GDP的“含金量”。民生幸福是发展的根本目的。相比GDP，我们应更看重老百姓的腰包鼓了多少，更关注老百姓的生活改善了多少。近年来，““GDP含金量”（单位GDP人均可支配收入）受到追捧，考验着政府的执政理念和发展观念。还富于民，需要从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增加农民、困难家庭和中低收入者的收入做起。
今年是本届政府任期最后一年，温总理表示必须以更大决心和勇气继续推进改革。从GDO增长数量到质量的转变，能否给创造更多看得见的福祉，也为今后经济又好又快增长树立标杆，值得期待。无论对于国家和人民而言，有质量的GDP增长都远胜于“保八”。
' />谁为倪萍摘下“哑巴委员”的帽子2012-03-06作为一个名人明星，作为一位堂堂政协委员，“哑巴”安在谁的身上恐怕谁都会有意见，尤其是遭到误解而戴上“哑巴委员”这顶帽子，倪萍真是苦不堪言，在屡拒记者采访之后终于开始解释事情经过。
倪萍解释自己不是“哑巴”，是有一定道理的。根据倪萍微博描述，当日有记者询问其今年的报道，她回应称“这么三言两语也说不清楚”。随后有记者问其为何不接受采访，倪萍回答称：“孩子，你就当我哑巴吧。”随后，“哑巴委员”见诸媒体，各种声音铺天盖地，甚至夹杂人身攻击，倪萍再次“大放异彩”。
对于再次遭到记者“歪曲意思”，倪萍的解释是：当时身边正有委员在接受采访，不想自己影响到别人；同时，倪萍觉得自己接受了太多的媒体采访，“赶紧把地球让给别人吧”，于是婉拒了记者的提问。其实，倪萍的做法是把“麦克风”和时间让给其他委员，这是一种毫不利己、大公无私的境界，但记者或许是出于采访被拒很“难受”，甚至是为了对倪萍婉拒采访进行“报复”，因而抓住“哑巴”一点不放，“哑巴委员”的名声便不胫而走。
倪萍说：“我想那孩子也一定明白，我是面对他的时候当哑巴，现在却说成了我在政协会议上整个就是一哑巴。”这话“点拨”记者（那孩子）很到位。当然，也许是倪萍和记者对“哑巴”的理解有差异吧。记者歪曲倪萍的意思，肯定有原因；倪萍婉拒记者采访，又何尝没有原因？
政协会上，倪萍不是“哑巴委员”，这点确信无疑。第一，倪萍参与了文艺界小组讨论；第二，倪萍准备了三个提案。那么，对于“哑巴委员”这顶帽子，谁来为倪萍摘下呢？谁该为倪萍的“哑巴委员”正名呢？笔者认为，有三个途径：
第一，解铃还须系铃人。谁为倪萍戴上了这顶帽子，谁就该为倪萍摘下来。也就是说，那个“孩子记者”以及首发这条消息的媒体，理当给倪萍道歉，以正视听。
第二，转发这条消息的媒体，对“哑巴委员”进行传播和评论的网民，也有义务为倪萍摘下这顶帽子。
第三，也是最为重要的一种途径，就是倪萍和记者、媒体以及网民要多沟通、多交流，既要接受媒体采访，把自己的意思表达清楚；又要提醒记者不要曲解自己的意思，把容易造成误解的地方告知记者，甚至可以要求记者把写好的稿件让自己过目、签字认可。作为记者和媒体这方，报道一定要真实准确，记者要有职业道德，媒体要有社会责任。当然，网民也要有良心道德，不能盲目跟风、起哄，要为净化社会风气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为倪萍摘下“哑巴委员”的帽子，不是某个人的事情，而是全社会的事情，这当中当然包括倪萍和记者这当事双方。
' />温总理“要用行动昭告世界”什么？2012-03-06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发展是硬道理，但是野蛮发展就是没道理。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令世界瞩目的辉煌成就。但是我们也清醒地看到，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仍然面临不少困难和挑战。特别是站在“十二五”规划承前启后的重要节点，从国内看，解决体制性结构性矛盾，缓解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更为迫切、难度更大，经济运行中又出现不少新情况新问题。而要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关键在于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推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这既是一个长期过程，也是当前最紧迫的任务。
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必由之路，是保护生态环境和人民健康的内在需求，同时也是党和政府的职责所在。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一些地方、个别官员，在对待发展的问题上，扭曲的发展观、政绩观，还不同程度的存在着，掠夺式开发、野蛮式发展，不但破坏了生态环境，造成了气候恶化，更给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带来危害。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面对国际国内所面临的困难和挑战，需要给世界一个交代，更要给后人一个说法。温总理向世界庄重承诺，我们要用行动昭告世界，中国绝不靠牺牲生态环境和人民健康来换取经济增长，我们一定能走出一条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这是一种责任担当，更是一种深刻反思和高度清醒，是对一些地方、个别官员扭曲的发展观政绩观的严厉批评。
地球资源具有不可再生性，如何在发展的同时，保护好生态环境，延缓地球使用寿命，是对我们的子孙后代负责，同时也是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东方大国所必须承担的神圣职责。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也离不开中国。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科学发展观的贯彻落实，让世界看到了中国这一东方大国的崛起和强大生命力。中国在发展方式的转变和调整，大力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推进节能减排和生态环境保护，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这些实际行动的深入和推进，必将为世界环境改善和生态建设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空谈误国，实干兴邦。心动不如行动。我们需要金山银山，更加需要绿水青山。时代发展需要我们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努力保护好生态环境和人民健康；人民群众也需要我们，不折腾、不乱来，对人民负责，对我们的子孙后代负责。我们没有理由回避，更没有机会退让，因为世界在看着我们，人民也在期盼着我们。我们有理由相信，有了党和国家对生态建设的高度重视和周密部署，有了各地各级党委部门和党政官员的身体力行，我们一定会走出一条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 />养老金并轨需要改革的决心与魄力2012-03-061951年2月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1955年12月制定的《国务院虎扑篮球：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退休处理暂行办法》，沿袭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企业养老保险制度进行了改革，而机关事业单位还执行原来的政策，便形成了人为的养老金双轨制。彻底改变了原来企业和机关事业单位退休金差别不大的公平局面。
几十年来要求改变双轨制不公平的呼声始终没有停止过，从下到上，从平民到专家经过讨论甄别，意见达到了高度统一，就是双轨制极不公平，必须进行改革，最后达到全国统筹。
国务院参事袁伦渠撰文提出：必须抛弃部门利益，痛下决心破除养老保险待遇的双重标准，实现机关事业单位与企业养老保险制度的并轨和统一，以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王晓琳代表说：“去年，我就提出要取消双轨制。但是，这一年来并没有多少改观。”现在公务员和事业单位的职工退休待遇比企业人员退休待遇高出一、二倍，引起社会不公。宗庆后代表的感受也是一样，“双轨制确实很不公平，建议加快机关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一位网友提出：这次人大会有改革退休“双轨制”的议案吗？中央政府有改革城镇退休双轨制的时间表吗？
废除双轨制，是人心所向。几年来国家连续7年增加企业退休人员工资，但是一个月增加几十元到一二百元，实际上基本与物价上涨持平略有剩余，而且每年都要通过媒体进行宣传，可是，机关事业单位不吭不哈的一次就增加一千多元，等于企业退休人员多年的总和，这样的调整办法，双轨永远百都不会并轨，这个不公平的问题也永远得不到解决。
造成这种原因主要来自于有关部门对此问题认识模糊，或者说没有认识到双轨制的不公平对国家和社会造成的影响和危害。另一方面，一些既得利益者下不了决心，一旦改革可能影响到自己的既得利益，国家在几个试点城市的试改不了了之就是最好的说明。现在只有向温总理所说的那样，痛下决心才能把这项改革落到实处。一次性的大幅提高企业退休人员的工资，使其与机关事业单位的退休人员基本持平，才能真正彻底的解决这一问题。
根据国务院参事袁伦渠所讲，我国的国有资产是过去长期实行低工资、低消费、高积累的政策所造成的，这当中除了广大农民做出的巨大贡献外，主要是目前离退休老职工过去劳动的积累，他们的功劳不可磨灭。另外，过去企业被扣除的养老保险费用并没有形成养老保险基金，而是一部分以税利形式上交国家，形成国有资产或挪作他用，一部分留作企业扩大再生产存在于企业现有的资产中。这两部分形成的国有资产在产权制度改革后，都统一归并在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因此离退休老职工有权要求对自己的养老金进行补偿。
养老金并轨，实际上是对企业退休职工过去损失的一种补偿，于情于理都说得过去。再说与机关事业单位的退休人员相比，每年按一万元差额计算，至少少拿二十几万，这不是一个小数目，对于每一个企业退休人员家庭来说是一笔不小的财富。过去的损失不说，现在能把这部分人的工资提上来与机关事业单位并轨，既得利益者也应该心里平衡了。所以希望有关部门尽快根据民意，以最短的时间、最快的速度、最大的决心、最大的魄力，一次性地彻底解决这个一拖再拖、关乎几千万人切身利益的民生大问题。
' />4%只是12年教育“还债”新起点2012-03-06我国1993年印发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明确指出，“逐步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本世纪末达到4％。”按照该纲要，最迟到2000年实现目标，可直到今年才“顺利”达到，推迟了整整12年。
花19年才达到目标兑现承诺，反映出增加教育投入的艰难，应该反思为何这一目标花了这么长时间才达到。
一种解释是，我国财力有限。这种解释是完全站不住脚的，从全世界范围来看，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世界平均水平为4.9%，欠发达国家为4.1%。难道我国的财力低于欠发达国家平均水平？再拿财力说事，就是一种推脱。
总体看来，我国教育投入水平低，主要由两方面原因所致。一是教育经费保障体系不合理，长期以来，我国基础教育实行以县乡财政为主的保障机制，县乡财政的投入占80%，这带来的问题是保障力度有限，同时由于各地财力的差异，造成基础教育，尤其是义务教育严重不均衡。二是教育经费拨款体系不健全，与发达国家教育经费预算，有国家教育拨款委员会和地区教育拨款委员会，具体到学校的拨款，由社区居民参与的社区教育委员会参与决策、监督不同，我国教育经费拨款，是由政府单方面负责，俗称“讨钱花”，一些地方在投入基础设施、楼堂馆所建设时有钱，在三公消费时不缺钱，可轮到教育投入时就没有钱了。
我国近年来教育投入水平之所以逐渐提高，与调整第一方面有关，具体表现在中央财政加大转移支付力度，省级财政加大对基础教育的统筹力度，在这次政府工作报告中，温总理指出，2011年，中国免除了3000多万名农村寄宿制学生住宿费，其中1228万名中西部家庭经济困难学生享受了生活补助。这就得益于中央财政。以笔者之见，2012年达到4%，有待于中央财政持续发力。
而第二方面的调整，现在还没看到。对于教育投入达GDP4%，有舆论乐观地分析，我国已还清教育欠债。这不但无视过去多年欠债的事实——虎扑篮球：教育欠债，至少应该计算，从2000年起，每年教育投入离4%投入水平的差值，再进行累加，由此得到的教育欠债是十分庞大的，一年达到4%，远不能抵清过去的大量欠债。要实现我国2010年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确立的教育改革任务和教育发展目标，教育经费投入如果仅仅维持在4%，是难以支撑的。而要提高投入，就必须调整拨款体系，由公众参与预算决策，并监督政府依法拨款。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我国要从教育大国，走向教育强国，从人力资源大国，提升为人力资源强国，没有与之匹配的教育投入，是不可想象的。教育经费达到GDP的4%，只是一个新起点。
熊丙奇 （上海交大教授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 />落实4%的教育支出不轻松2012-03-06教育是强国之本，在教育上的投入再多也不为过。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4%的指标是世界衡量教育水平的基础线。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提出，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GDP比例要达到4%。但由于我国GDP增长迅速、财政收入占GDP较低等多种原因，这一目标未能如期实现。这些年，财政收入不断创历史新高，我国的财政收入跃居全球第二，实现4%的教育投入目标，具备坚实基础。在2012年，实现4%的教育投入目标，值得期待。
按中央的要求，实现4%的教育投入目标，需要地方财政的配套。地方财政是否有这个积极性？这就要有硬性规定。地方财政做不到，不能稀里糊涂就算了，要严厉问责。
中央和地方财政的钱都到位了，还有个钱要怎么花效率才高的问题。
这钱不能撒“芝麻盐”，投入要有重点。我们在基础教育方面欠账太多，要向基础教育倾斜，尤其向贫困地区的基础教育倾斜。高校来钱道多，不差钱，这些年不断“扩招”，财源滚滚，给它们钱，只能助长其花钱大手大脚的劣根性。而那些贫困地区的中小学校，经济拮据，有说不尽的“寒酸”。给它们钱，无疑于“雪中送炭”，避免各种悲剧的发生。总之，要投向薄弱环节，缩小强校与弱校之间的差距，改善基础教育发展不平衡的状况，实现教育公平。
在现实生活中，教育投入经费被贪占挪用、被浪费的现象屡屡被曝光，令人痛心不已。为此，应建立健全教育投入经费的长效监管机制，严防教育投入经费被贪占挪用、被浪费。不妨考虑将教育投入经费的审批、使用和监管分开，相互制约。
' />总理报告再显改革攻坚决心2012-03-06昨天上午，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对今年的改革提出了六个方面的具体措施，包括财税金融领域的改革、社会保障制度的改革、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农村的改革、政府的改革，以及发展个体私营经济、进一步完善基本经济制度等方面的改革。从政府工作报告中可以看出，以改革破解发展难题已成共识。
世行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共同发布的《2030年的中国》指出，不进行深层次改革，中国可能会面临经济危机。30多年的发展经验也告诉我们，改革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动力——以GDP来衡量，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不可忽视的是，GDP的高增长背后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如贫富差距的扩大、多年依赖投资出口的增长模式不可持续、资源环境问题日益突出等等。这些问题不仅影响经济可持续发展，也会影响社会稳定。客观地说，这些问题并不是改革的必然副产品，而是改革不到位和改革出现部分偏差所引起的。因而，要解决这些问题，恰恰需要更大、更深刻的改革。正如政府工作报告所指出的，改革必须要“加大攻坚力度”，推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改革。
确实，从“摸着石头过河”到“改革顶层设计”，从经济领域到社会政治领域，改革越是向前推进，所触及的矛盾就越深，涉及的利益就越复杂，碰到的阻力也就越大。因而，改革必须要有攻坚意识，要有趟“深水区”的勇气和胆识。
改革大方向已定，接下来的问题就是怎么改，从哪些方面改。政府工作报告找准了深化改革的突破口，明确了改革的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如分配不公、贫富差距悬殊、权力腐败等各种社会问题，归根结底就是过多地重视财富的增长，而忽略了财富的分配，一些民众不仅没有分享到改革发展的成果，反而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政府工作报告不仅表示要深化收入分配改革，还调低GDP增速，将今年增速定为7.5%，8年来首次低于8%，透露的其实也是发展理念的变革。改革首先是思维方式的调整，只有冲破思想的藩篱，才能敢于碰“硬”，挑战利益格局。
毫无疑问，当前改革最大的“硬”阻力来自于既得利益阶层。每一次的经济体制改革都在强调非公有制经济的重要性，希望能够形成多元化的市场竞争主体，但既得利益阶层总是不轻易放弃，导致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空间受到挤压。政府工作报告强调推进政府改革，打破垄断等，所表达的正是减少行政干预、放权社会的改革意图。
时下的中国，正处于“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的改革历史节点上，阻力很大，反弹和风险也是意料之中。然而，改革关系到中国的前途命运，关系到经济和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政府工作报告为改革指明了突破口，接下来所要做的就是攻坚克难，凝聚民意，以实质性改革举措，为转型关键期的中国找到科学发展的路径。
' />政府任期应做到不留遗憾2012-03-06温家宝作为本届政府的首脑人物，这不是他第一次在公开场合谈论任期问题。上个月，国务院召开五次座谈会，听取各界人士对政府工作报告的意见和建议，温家宝表示，各项工作一定要善始敬终，能做的事情绝不拖延，能解决的问题绝不推脱。这番话受到外界普遍好评。
而在去年全国两会的记者见面会上，即本届政府及总理任期还有两年的时候，温家宝就已经表示，“我深知这两年的工作不比任何一年要轻松”，并引述古语“政如农工，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终”以明志。
“善始善终”、“思其始而成其终”等中国典籍中的这些话语，无不表明做事情有头有尾、有始有终，是中国历史的传统智慧和为人为事的伦理要求。温家宝在十年任期将满之际频繁表态，显示出一种可贵的政治责任和担当意识，这既是作为一国总理的自我提醒和要求，也可以引为政府官员群体的表率和示范。
两届任期共十年，这十年是中国进入新世纪的头十年，也是十六大确立的中国21世纪国家发展战略目标的重要步骤，具有特殊意义。
这十年，从大的方面来说，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举办北京奥运会，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以及汶川大地震、特大雨雪灾害等考验和挑战，取消了农业税，实现城市化率超过50%的历史性转变……中国经济实力、综合国力以及人民生活水平都得到较大幅度的改善和提升。
另一方面，改革攻坚期、“深水区”、矛盾多发期等开始被更多地用以描述这一阶段的特征，“复杂性和艰巨性”变得前所未有；人民在贫富差距、社会保障、财富分配等方面有更强烈的主张，对政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这是这十年所处的历史和社会方位。每一个任期都是承前启后的，也是有时间限度的，可以去做的事情不少，但做不完而需要一届届政府接力的事情也很多。基本底线正如温总理所说，能做的事情不拖延，能解决的问题不推脱，尽量做到不留遗憾。
任期制可以说是现代政治的一项基本制度，受到普遍奉行，但与一些国家所不同的是，中国政治人物的任期，不论是外界预期还是本人内心想法，都不是上任卸任那么简单。
比如像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这样的人物，在任期期满之后，仍长年活跃在政治前台；较近的例子比如英国前首相布莱尔、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卸任后也兼任一些社会职务，持续对本国或世界政治发挥影响。
我国政治人物，因为种种原因，在卸任后基本就淡出公众视线，不再经常性地参与公开的政治事务或活动。因此，在某种程度上，任期可以视作个人政治生命的分野。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中国，政府和政府领导人的任期，还处于“改革语境”中。也就是说，人们对他们的期待，不仅是具体事务性的，还有改革开放、现代化进程等宏大叙事作为坐标，因而特别关注他们在推进中国改革、使国家和社会走向现代化的施政作为。
正因为此，人们从一些国家领导人任期将满或卸任时的感言中，可以感受到一种强烈的内心情感，体会到更加丰富的历史和现实意味。或者也可以说，温家宝总理代表本届政府的表态，不论是“恪尽职守、锐意进取、攻坚克难、决不懈怠”，还是善始敬终、不拖延、不推脱，就不仅仅是职务性的履责承诺，更是一种处于宏大坐标中的历史责任感，意蕴丰富。
在本届政府任期的最后一年，总理和一些部长们有所感言，或自我评价，都是人之常情。放宽视野，政治人物和政府官员在任期之内的作为，还将接受历史的评判，社会人心的评价。
' />真诚地回应群众诉求2012-03-06秦岭的父亲身患晚期癌症，在住院抢救治疗过程中，因院方的理由被迫多次转院，给治疗效果、家属亲情、经济负担均带来一定的压力与伤害。万般无奈之下，抱着试一试的心情，向书记倾诉与求助。令他想不到的是，不仅及时得到回复与抚慰，而且俞书记还直接给他打电话，关心治疗困境的改善。
作为普通市民，身处困境而求助于领导，这是中国国情培养出来的一种下下策，是没有办法的办法。不一定奏效，但存一线希望。对主政一方的领导而言，是否回应，怎么回应，没有必然的约束，却有更好的选择。让困境中的群众不至于希望破灭，给求助者一点恳切实在的安慰，让他们远离叫天天不灵、呼地地不应的悲怆，就是一种更好的选择。
身为上海的主要领导，一千多万人口，柴米油盐，生老病死，要管的事太多了。一个普通市民的来信，有诸多回应方法，可以批转有关方面处理，可以让秘书代笔回复，甚至也可当一般舆情“知道”就行了。我想，俞书记亲自回复，而且授权“上海发布”公开回复全文，一定超越了一人一事的考虑，他是想告诉上海人民：每一个特殊群体的困难，都会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注，每一项个人的合理诉求，都应全方位得到满足。
我们常说，要紧密联系群众，脱离群众是党面临的最大危险。但不少为官者，却鲜有将群众具体诉求与这种严肃主题联系起来的意识，有的甚至视提意见、有要求的群众为刁民，将群众来信、上访当成不稳定因素加以围堵与防范。这就只能表明，群众主动联系干部，干部却报之以冷漠、反感甚至仇视，拒人以千里之外。如此又谈何紧密联系，让群众从何体会鱼水关系、血肉联系的情感？以此观照，俞书记公开回复一位普通市民的诉求，则体现出执政党干部应有的政治敏感性，将其看作联系群众的机会，通过对个体的民生关怀，广布党和政府对人民群众的善意与体恤。
现实社会存在一些问题是正常的，有人提出问题、反映诉求也是正常的。面对这种“正常”，执政党应有正视问题、诚恳纳谏、谋求改善与进步的胸襟。而做到这一点，对群众是否有发自内心的善意，是否设身处地秉持人性的基本情感，至关重要。俞书记给秦岭的回复之所以让人温暖，就因为他以弱者的视角看问题，以受伤者的心情体味痛楚，“谁都有父母，谁都有亲人。你的心痛也是大家的心痛。”这种情到真处的自然表达，对受伤者是最好的抚慰。
群众是通情达理的，给领导写信有时是不得已而为之，并非指望信到病除，问题迎刃而解于旦夕。但他们需要一个说法，需要坚守问题总有解决之日的希望。领导的真诚回复，就是创造这种希望，并将自己应担的责任昭告天下。
现实中的问题解决起来都有一定难度，作为执政者或主政一方的领导，轻言承诺或者坐视不理、回避推诿，都是不可取的。但你不能没有一个鲜明的态度，实事求是的判断，解决问题的思路。秦岭的遭遇，俞书记谓之以“制度性的伤害”，而解决这一问题的思路，就不能止步于一人一事一次性的改善，而是指向“争取在制度上有所前进。”
' />不妨直呼代表身份2012-03-06两会正在进行，在这举世瞩目的大舞台之上，也不乏一些小细节所伴奏的插曲。究竟怎么称呼“两会”代表，我想对每一个直接参与两会的人员都是一个要面对的问题，无论是参与后勤服务的保障人员，还是我们广大媒体记者，在与“两会”代表沟通的时候，究竟该怎么称呼他们，不妨直呼他们的代表身份。
称呼代表为首长，这的确有些不合适，连“两会”代表们自己都不认可这种称呼。人民代表不是首长，人民代表更不能被称为首长，即便某些代表在平时的工作中有着政府领导的身份，但是今天，他们也只是人民选举出来的代表。最合适的称谓应该符合其担当的使命与责任，无论是官方还是私底下，我们都应该理直气壮地称呼他们为人民代表。
称呼代表为“首长”，潜在意识里就让参与两会的相关人员与人民代表之间产生了一种有意识或者无意识的隔阂。首长一词给人第一感觉是心存敬畏之情，作为人民选举的人民代表，履行的也是人民参政议政的基本权利，其参与国家政治的目的，是切实反映基层群众的呼声，将来自基层的各种意见带到两会上，为政府决策献计献策，首长的称呼很明显是脱离了人民代表的群众本源，也远离了人民代表代表人民的实质意义。
今天，我们比任何时期都有参政议政的积极性，而权利意识的提升，也再次说明社会民主意识的整体提升。也许，这个首长称谓是历史中留下的敬称，是对人民代表的尊敬与崇尚，但在今天，这个称谓已经不符合人民代表代表人民，人民代表来自人民的基本属性。
时代在发展，人民代表代表人民的职责与使命从未改变，只是这种称谓必须随着时代的进步而有所改变。究竟怎么称谓我们广大的“两会”代表与委员们，何不直呼其代表人民的真正属性，认识的我们干脆直接呼其姓加上代表的身份，不熟悉的，我们就干脆叫代表同志，这样既省事，又亲切，更利于群众和代表们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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