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4日央视报道，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本台《面对面》记者对他进行了专访。记者问：您幸福吗？莫言答：我不知道。记者问：绝大多数人觉得您这个时候应该高兴，应该幸福。莫言答：幸福就是什么都不想，一切都放下，身体健康，精神没有任何压力才幸福。我现在压力很大，忧虑忡忡，能幸福吗。但是我要说我不幸福，你就会说太装了吧，刚得了诺贝尔奖还不幸福。

其实莫言还可以换一种回答：既幸福，又不幸福。在辩证法普及了的今天，或许不会有很多少人评价这是自相矛盾。不过可以料想，如果莫言回答“既幸福，又不幸福”，记者会继续追问：幸福的是什么？不幸福的是什么？而莫言却不愿意继续纠集这个话题，所以就采用了“我姓曾”的思维模式。另外，诺文学奖公布后，自认为“世无英雄，竖子成名”的莫言很快表示既惊讶，又高兴；这就是明显的幸福嘛。

其实莫言并不矫情，得到750万元，固然幸福；750万在北京买不起一套房，幸福又飘走了。莫言获奖让全国关注。各路媒体要采访，各路机构要表示，各路神仙要打点，各路亲邻要接待，各路关系都不能马虎应付。他当然希望尽快静下来；静不下来，就会不幸福。正如他对凤凰网记者说：获奖是一种巨大的鞭策，我想尽快地从热闹和喧嚣当中解脱出来，该干什么干什么，你们明天回去该干什么干什么。

央视推出的“您幸福吗？”话题，没有引起社会广泛的积极响应。事实上普遍遭到冷遇，甚至有人表示愤怒。这不仅由于“幸福”的话题有些复杂、多变、主观性、飘渺性，还由于许多积重难返、亟待解决的社会问题，正在消磨着大众的幸福感。不去努力感受幸福，人生的意义在哪里？去努力感受幸福，艰辛的生存状况又喷出负能量。可以说，问莫言“您幸福吗？”是对莫言的一次过度消费。

莫言“不知道”“幸福”与否，是否与“被过度消费”有关呢？地方政府要修缮莫言的故居，应算好意，但这是否与莫言已经多次表示婉谢拒绝。地方邮政部门要推出莫言获诺奖的纪念邮票、纪念封；语文出版社正考虑将莫言作品收入高中语文选修读本，《透明的红萝卜》也被确定收录；甚至股市上也掀起了对“莫言概念股”的热炒，传媒、出版、动漫等公司股票，飞上了涨停板。

其实挑明了讲，这些行为都有某种隐藏着的利益驱动，都是对莫言的过度消费。物质上的过度消费，不但是浪费资源，而且损害自身健康。文化上的过度消费，也会带来种种消极后果。正如许子东所言，诺奖是对过去成就的肯定和奖赏，不是对未来成就的期望；莫言已经过了创作高峰期，读者们不能因为他已获奖，便期望他受此激励后写出更好的作品。莫言的“压力很大，忧虑忡忡”，很可能基于此。

当然莫言不会放弃，他会努力。但是大家都不该违背客观规律，对莫言过分期待、过分消费。我们不妨好好用心品读莫言过去的作品，理解作者，看看作者是怎样看待、怎样理解、怎样解剖这个时代的。同时想想，我们就能为这个“既是最好、又是最坏”的时代做些什么。

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有关莫言作品是否该入选中学生教材的话题引起热议。语文出版社称，目前该社已确定将莫言作品收录在高中语文选修课程中。《人民文学》杂志主编李敬泽认为，不要低估中学生的理解能力，莫言早期的短篇小说充满诗意，非常适合中学生读。（10月14日京华时报）

如果我们能从“小学国家课程教材编写核准不再需要教育部审查”这一制度的背景之下，重新看待莫言作品将收入选修读本这一事件，也就不难发现，其所带来的现实意义甚至已远远超出了争议本身。可遗憾的是，从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什么人编写教材，选择什么样的教材，主体应该是最熟悉学生成长规律的教师”的话语来看，那种认为教材编写仍不应摆脱教师审议的表述，也未免太过绝对。

实际上，各界民众从未停息过对于作家作品入选中学生教材的争议，但在是否应该遵循民意、听取建议的认知方面，却都达成了一致。应当看到，中学生选修读本作为培养学生审美性品读及课堂教学的延伸，其题材固然离不开教学的内容考纲，可仅凭教师选编，忽略学生的想法和一线老师的参与，其教学预期达到的效果也必然不会凸显出来。因此，一些教育专家所担心的“选修读本日益鸡肋化”的现象，显然会接踵而至。

然而，面对莫言作品的入选教材一事来看，民意的纠缠似乎总绕不过“为什么获奖此前没有入选”和“入选是否经过调查评选”的疑惑。不过，这样的担心，反而更加充分地表明了当前各界人士对于中学生教材的关心程度。无论是此前的中小学教材“去鲁迅化”之争，还是金庸的《天龙八部》片段进入高中语文读本，其所闪现的民意参与热情似乎更能说明这一切。

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说过：“我们要以生活为中心的教学做指导，不要以文字为中心的教科书”。这在某种程度上颇能反映出当前教材编写改革历程。实际上，相较于此前中学语文教材中过多反映出的阶级题材和革命议题，当前这些语文选修课和的变化所呈现出一定的的社会现实性，却也是不争的事实，而这样的变化，似乎也更加符合高中语文选修课教科书所遵循的“坚持守正出新，培育语文素养”的现实需求。正因如此，对于莫言作品的入选教材事件，即便仍具有一定的争议，对于整个语文教学的现实来看，却也不失一定的进步意义。

当然，对于教材作品编选，若之前就能够吸收舆论意见，并尽可能地考虑中学生的特点一线教师的特点，或许够消除这种广泛的争议。而事实也已表明，那种单纯地依靠绕开民意、搁置讨论的做法，无疑只会激发民众的争论。毕竟，作为一个常规教学的拓展和补充，选修课本众所体现的开放性和选择性的特征，显然不是仅仅依靠几个教师的闭门造车，就能够得以实现的。

一个优秀作家，完全可能具有并且（有意无意地）表现出精神上的多重性，一方面是伟大的，另一方面也很可能是渺小的。更何况，莫言在《酒国》等作品里所作的反省式的自我批判也可以证实，他并不是没有意识到，我们自身也是现实的一部分，同样是我们批判的对象。

一年一度的诺贝尔文学奖，今年在中国引起了空前热烈的争议，原因是中国小说家莫言被认为是获奖的最热门人选之一。其实，几年前我就在美国学术界的电子邮件群里发起了推荐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活动，列举了几大理由来阐述莫言是最有资格（和可能）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作家：其一，强烈的批判意识，以尖锐的笔触书写了当今的社会矛盾和当代历史的创伤经验；其二，勇敢的先锋主义美学态度，在文体实验和形式开拓上以各种形态突破了传统写实主义的机械手段；其三，鲜明的本土色彩，蕴含着大量中国乡村文化和民间文艺的元素；其四，很不幸，诺贝尔奖的评委除了一人之外都不懂汉语，而在当代中国最优秀的作家里，被翻译介绍到西方文字最多的，是莫言的作品。

但在反对者眼里，这些似乎是次要的。甚至，某些理由反而可能成为莫言为迎合诺贝尔奖而写作的证据。然而，去迎合一个福克纳和马尔克斯建立起来的标准，又有什么值得羞耻的呢？而更多的批评是集中在指摘莫言放弃了一个作家的独立：瑞典皇家科学院的评委老头们不会喜欢一个体制内的作家。莫言在现实中的某些行为也被网友们责难，诸如不具备知识分子的自由人格等。在这一点上，我完全同意张闳所说的，一个优秀作家，完全可能具有并且（有意无意地）表现出精神上的多重性，一方面是伟大的，另一方面也很可能是渺小的。更何况，莫言在《酒国》等作品里所作的反省式的自我批判也可以证实，他并不是没有意识到，我们自身也是现实的一部分，同样是我们批判的对象。若论妥协，司马迁大概是最极端的例子：尽管身心受到极度摧残，却潜心写作了《史记》。但现实中的妥协不等于文字的妥协。因此，文学史留下的是司马迁，而不是荆轲；尽管荆轲也有“风萧萧兮易水寒”的超群诗才，但因为扮演了行动者的角色而成为了另一类的偶像。

在世界文学和艺术史上，尤其是二十世纪以来，有无数例证可以说明，即使那些现实中有过相当不光彩作为的作家和艺术家，我们仍然不可能抹杀他们作品的伟大。比如肖斯塔科维奇和普罗科菲耶夫这两位前苏联时期的作曲家都曾写过歌功颂德的作品，发表过迎合高压政治的言论。而美国诗人庞德则支持过意大利的墨索里尼政权，法国作家塞利纳曾公开宣扬过反犹意识形态，博尔赫斯曾经从邻国的独裁统治者手里接受过十字勋章。但他们的音乐和文学作品所达到的高度远远超越了那些错误言论和幼稚行为的意义。即使具有强烈左翼批判精神的大江健三郎，也不会狭隘到否认右翼分子三岛由纪夫的文学成就。而大江，也一直是莫言问鼎诺贝尔奖的主要推手。

恩格斯有一个著名的论断：就文学作品的艺术与思想高度而言，思想反动的巴尔扎克，比进步的左拉更伟大。只要莫言的文学成就已可与大师比肩，支持他获诺奖的理由之一甚至也可以是更好地批判和反省，包括莫言、自我、他人……但就诺奖而言，不是圣徒奖，是写作奖，关注的是作品的力量，不是作家的个人身份和行为。只要我们认真读过莫言的《酒国》《生死疲劳》《十三步》《蛙》等小说，就不能否认，莫言的思想与艺术高度绝不是表面肤浅的“迎合现实”可以解释的。相反，莫言令人震撼地挖掘了现实和历史中最隐秘的真实，并且用各种富于魔力的叙述方式表现出来，迸发出巨大的批判性言说力量。

当今世界最有影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齐泽克，在他卧室的床头挂了一张斯大林的画像。也许我们会不解：一个不遗余力揭露斯大林时期社会荒诞的思想家，为什么要把严苛统治者的形象悬在头上？对齐泽克而言，任何人都不得不直面和承担自身的命运。通过自身承担某种不光彩的命运，我们可以摒除超越于时代或免疫于现实的幻觉。或许，我们也可以把莫言的某些行为看作是这一思考方式的注脚，不管那是不是莫言的原意。无论如何，我们更应当关注的恰恰是文学意义上的莫言：他的作品迫使我们在一种狂乱的精神境遇里，继续体验我们曾经经历和正在经历的怪诞现实，并揭示出我们不愿正视的真实内核。

□杨小滨（文学评论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