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无非是为了保证生命的价值，有病没药是医学的无奈，有药却因为人为的原因买不到，则是人性的失能，后者比缺医少药的落后更让人感到危机。

廉价救命药又断档了！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之前每次药品调价后，某些廉价药都会从药店的柜台上消失，虽然那些廉价药还算不上救命药，但便宜药因为价格便宜厂家不愿生产，难觅行踪，似成定局。从小了说这是市场调节的自然结果，往大了说这是某些人因唯利是图而耽误性命。社会进步、经济发展的目的就是维护生命的更高权益，如果随着进步和发展，生命反倒难以保障，那就是人们和自己开的玩笑了。从这个角度上说，所关乎生命的事情，应该包含公益，在这个社会上，有了公益，才有了托底的基础。

这次断档的廉价药是“促皮质素”，这是一种廉价的，又不易替代的救命药，原价只有7.8元，因为利润少、需求量小，所以厂家不愿生产，经销商不愿备货，医院也不喜欢进货，结果导致了现在这个局面，只能花相当于正常价格500多倍的价格，才能得到这个救命药。

这种情况一直存在着，只不过因为不是救命药而没有引起重视，每每都是同种药中，价格高的代替价格低的，这样交替地出现，从局部看，药价就是这样逐渐被提升了，人们看病要花更多的钱；从更高层面看，则是人们在给自己的生命设障，救命药的断档就是极致。

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的医保覆盖面越来越大，受益者越来越多，医保本身就带有很大的公益色彩。非但看病的医保，还有福利院，养老院等等，也都是要靠公益维护的，这是社会正常发展的结果，社会能腾得出精力关注病弱者，这也是人类努力的方向。

这个规律也应该体现在药品生产中，虽然药厂是商海的一员，遵从市场规律，但无论是商海还是市场，最终都要服务于人的，其中“以人为本”的运作就需要政府出手，就像公立医院为了体现公益性质，是由政府从医生手里买服务，再以公益的价格卖给病人一样，药厂也应该如此，为了保证廉价救命药，政府需要代表更多数的人，为少数的病患买单，这是我们这个社会应该做的，也能做到的，因为归根结底，社会的进步和发展，无非是为了保证生命的价值，有病没药是医学的无奈，有药却因为人为的原因买不到，则是人性的失能，后者比缺医少药的落后更让人感到危机。

一盒仅售7.8元的普通药，在医院里时常难觅踪影，黑市上却卖到数千元！近期，有媒体报道注射用促皮质素（ACTH）在医院难觅踪影，一药难求。记者在多家医院采访发现，这个药确实已紧缺多年，但已有替代方案，患者没必要从黑市买药。救命的廉价药在现实中常成为“孤药”，还是逃不过“廉价”、“亏本生产”这几个关键词。

生命无价，对于病患及家属来说，倾家荡产也要求药寻药。一边是一药难求，一边是满网黄牛。这事儿，怪谁呢？怪企业，好像是站着说话不腰疼。比如一盒只卖7.8元的ACTH，利润据说只有2%，再加上需求量很少，厂商不愿生产，分销商也不愿备货。在药品价格管制的情况下，谁生产谁赔钱。可问题是，做药品的，不是做慈善的，不谈利润最大化，总得吃饭得生存。怪医院，好像也是不分青红皂白。一是因为这些廉价药本身不是常用药，不像伤风感冒，小医院可能一年都难得用得上一回，准备多了，自己受罪；二是在传统医药模式下，以药养医逼着医院去“只选贵的，不选对的”，医院选择进贵的替代药而不是便宜药，也不算丧尽天良。

生产ACTH的上药第一生化药业有限公司称，“亏本生产已经不是一年两年了”。这说明一个最基本的道理：廉价救命药，如果只靠市场来调节，终究难逃覆灭的命运；而保障廉价救命药不断供，必须保障生产经营者不亏本，宏观调控须有作为。

一方面，对于大众化的廉价救命药，不能因为限价而限死。2011年，一项对全国12个城市42家医院临床用药情况的抽样调查显示，在基层医疗机构，国家和地方增补的基本药物一般有500多种，而医院廉价药缺口已高达342种。这也提醒价格主管部门，该提价的要提价，该贴补的要贴补。另一方面，对于小众化的廉价救命药，必须明确公共保障责任。国家层面、省级层面要有基本储备。稀缺廉价药协调流动机制，应该纳入公共医疗服务的基本框架内。

好在去年4月，《虎扑篮球：做好常用低价药品供应保障工作的意见》发布，以市场价格还廉价药生存空间的思路提上议事日程。如果后续配套制度建设能跟上，将廉价救命药需求纳入动态监管，财政尽力、医保尽心，不亏本的廉价救命药，也许就不会出现断供的危险。

近年来，不少好用的廉价药，如“鱼精蛋白”、在心脏手术中用来控制血管痉挛的“罂粟碱”等，都曾出现紧缺。记者调查发现，关键时刻一些能救命的廉价好用药在现实中却成为“孤药”，比如一盒仅售7.8元的普通药，在医院里时常难觅踪影，黑市上却卖到数千元。（（9月15日《北京晨报》）

原本廉价的救命药，在市面上却少有流通，医院没有，药店也没有，即便在“黄牛”手中以高出原价数百倍的价格去购买，也仍是一件抢手货。针对这一奇怪现象，人们最为敏感的，恐怕还是对“黄牛”们利欲熏心的批判与指责，却很少关注造成廉价救命药短缺的深层原因。“黄牛”固然可恨，但那些廉价的救命药，即使天价也难购买，背后隐藏的医患危机不得不引起重视。

那么，这些廉价的救命药品为何会出现短缺？有人指出，由于政府对药品的价格管制过严，生产此类药品会导致药厂长期亏本，或者并不赚钱，在利益空间大幅缩水的情况下，厂家停止生产廉价药品，转而生产利益回报更丰富的“高端药品”才更合情合理。当然，造成廉价救命药短缺的另层原因，还与医院的利益观失衡有联系。试想，即便药厂愿意生产，但如果医院方因为利润单薄，始终不愿意列入采购目录，生产商在药品滞销的情况下，被迫停产也不无可能。也就是说，廉价救命药物短缺早已成为“命中注定”，要么是药厂难以为继导致停产，要么是医院的“限购令”倒逼厂商放弃生产与销售，还可能是双方合力导演的一出“重头戏”。不论出于哪种原因，有一点却值得肯定，都是在利益角逐之后，进而引发的医患矛盾。

当然，也有业内人士提出建议，把药物的价格和分配交给企业自主决策，参与市场自由竞争，只要使药品的价格趋于合理，便能有效解决药品短缺、供不应求的问题。事实真会如此吗？恐怕谁也难以保证。这是否出于一片私心？姑且先不定论，然其弊端已显而易见。如果这项建议成立，政府一旦实行宽松的物价调控政策，由企业自主核定药物价格，对企业而言，或许是一个好消息，但并不利于医药市场的良性发展。比如某一类成本很低的药品，出厂价格调高之后，再经过各级药商的销售环节，最后到医院的处方定价，层层剥利、层层加码，结果可想而知，还不是病人为低成本的高价药品埋单？他们才是最大的受害者。

看来，要解决廉价救命药物严重短缺的问题，首先要让企业树立正确的利益观，在同劳同酬的情况下，还得坚持以人为本，治病救人才是第一要务。如果单方面让企业主宰药品价格的生杀大权，会更加凸显利益至上的主体地位，对患者极不公平。所以，要让廉价救命药重新活跃市场，必须斩断日渐膨胀的利益链条，建立一套长效跟进机制，既可适当考虑企业的基本盈利，又要切实减轻患者的就医负担，但最终还得依靠制度约束、监管落实，才能让廉价救命药在正常范围内合理、合法流通。

本是一盒仅售7.8元的普通药,在医院里时常难觅踪影,黑市上却卖到数千元。记者调查发现,关键时刻一些能救命的廉价好用药在现实中却成为“孤药”。比如,注射用促皮质素(ACTH)是治疗婴儿痉挛症的常用药,针对婴儿痉挛有效,原价7.8元黑市卖4000元,依然一药难求。(9月15日《北京晨报》)

廉价药断供,早已不是什么新闻了。近年来,不少类似好用的廉价药,如“鱼精蛋白”、在心脏手术中用来控制血管痉挛的“罂粟碱”等,都曾出现紧缺。而业内人士开出的解决药方,不外乎是涨价。正如这次武汉协和医院一位医生讲的,放开对药物的价格和分配管制,让企业自主定价,有自由市场竞争,药品最终将处于一个合理的价格水平而且不至于长期短缺。

报道所指的每盒仅售7.8元、却在黑市被炒到数千元的廉价药,有一个更为关键的身份——小众药。这些药的特点不单单是定价低,更为关键的是用量少。对于生产这些药品的药企而言,如果像普通药品那样走薄利多销的路径,根本不可能。而如果因为利润微薄的原因,导致国内药企停止生产,那么这块市场就只能拱手让给进口药了。一旦市场被国际药业巨头垄断,定出高昂的销售价格,那么最终受害的还是患者及其家属。

解决之路究竟在何方?借由当前医疗体系内,人们常常提到的“以药养医”的说法,笔者想到不妨以此类推,在保障“孤药”的生产时,采取“以药养药”的方式。

所谓“以药养药”,就是在价格手段之外,明确药厂和医院的责任,提供补贴让他们尝到甜头,从而正向激励他们生产和采购“孤药”。众所周知,医药市场并非一个简单的市场,并非想进就进,想怎么来就怎么来,而是要受到一定的制约。能不能出台一个规定,明确一家药厂必须生产几种廉价药,以此作为生产其他赚钱药品的前提条件。如果这家药厂没有生产能力,那就提供一笔资金。或者“只奖不罚”,不生产廉价药不罚,生产廉价药有奖——对生产廉价药的厂家,从资金和政策上给予补助和支持。

廉价药短缺,常常是一种局部和暂时性短缺。鉴于一些廉价药使用率过低的实际,可以建立跨医院、跨地区的储备制度,实现廉价药、特效药的集中储存。据称,作为全国第二大的药品分销商,上海医药总公司目前ACTH的库存也只有两箱,每箱100盒,而他们一般的药都有几万箱甚至几十万箱的储备。这已然说明问题。不妨明确省级医药总公司的责任,要求建立廉价药、特效药集中储存中心,哪怕是提供一定资金和政策扶持,防止产生局部断供。

在一个市场化空间里,当一种药品长期价格倒挂,哪怕有利可图,也注定不可持续。经受过多年市场经济洗礼的大众,应该适度容忍一些廉价药的价格上涨。但要看到,市场是复杂的,并没有一种包治百病的“神药”,可以“一服灵”地解决所有市场问题。这个时候,就需要打“组合拳”,对症施药。采取“以药养药”,正体现了这样的思路。

【药到用时方恨少。不妨尝试由政府兜底，设立“药物储备”制度——有针对性地组织生产、储备那些用量不确定、企业不愿生产的“救命药”，以应临床急需。】

近日，媒体曝光一种叫促皮质素（ACTH）的廉价救命药一药难求，原价7.8元被炒至4000元，相当于正常价格的500多倍，因为利润少、需求量小，所以厂家不愿生产，经销商不愿备货，医院也不喜欢进货，导致了现在这个局面。

面对疾病，人类找不到治疗药物，那是“天作孽”；找到了治疗药物，因为供应不上而耽误治疗，那就是人类“自作孽”，实在不应该，这也是公众对“廉价救命药”断供不满之所在。7.8元被炒至4000元还不算是最坏的结果，要是有钱也买不到，误了病情，才是天大的悲剧。

药到用时方恨少。“鱼精蛋白”“他巴唑”“地高辛片”……近年来，“廉价救命药”频频告急，一些人“号脉”之后认为，“失调”是药品价格管制、药物采购制度双重扭曲的结果，只要放开药价管制、改革招标制度，让药企获得合理利润，就能保障市场供给。交给市场调节机制，这个“方子”对一些销量较大的大众药也许有效，而对ACTH这种患者较少、用量不确定的小众药供给是否管用则未必。除非能卖出“黄金价”，否则其利润未必对药企有足够吸引力。假如，药企将ACTH价格提到4000元这个“黑市价”（某种意义上说，这个价格信号也体现了时下真实的供求关系），国家、公众、患者能否接受？当然不可能。对于一些小众药来说，政府管制都无法满足供给，纯市场运作一样不乐观。

在“7.8元、没保障”与“4000元、有保障”之间，患者家属还能否有“400元、有保障”的选项？如有，相信都乐于选择这一中间项。这说明，如果适当提高某些“保命药”价格可以满足患者需求的话，公众是可以接受的，何况随着医保覆盖率的提高，公众对药物价格敏感度也在不断下降。那些处于市场失灵状态、提价也难以有效救赎的“救命药”，怎么办？不妨尝试由政府兜底，设立“药物储备”制度——有针对性地组织生产、储备那些用量不确定、企业不愿生产的“救命药”，以应临床急需。

“药物储备”在我国已不是什么新鲜事，为保证灾情、疫情及突发事故发生后对药品和医疗器械的紧急需要，我国于上世纪70年代初就已建立了国家医药储备制度。地方层面，江苏省也出台了《江苏省短缺药品供应保障方案》，在南京、徐州、淮安和泰州建立四个省级短缺药品储备点，保证短缺药品的有效供给。当然，“药物储备”制度同样面临一些问题，譬如行政介入整个药物生产全链条成本较高、药品价格比药价管控下还要贵、因用量不确定性难免造成一定浪费等等。对此，我们只能说，全民承担少数人的痛苦是值得的、必须的。

【取消药品政府定价后，虽然多数廉价药所面临的困境能够得以化解，但单靠市场，仍无法解决所有廉价药的生产难题。市场总有短板，总有无法调节到的地方，而用药量极少的廉价药就属于这类药。】

物美价廉本应受到市场和消费者的欢迎，然而，关键时刻一些能救命的廉价好药在现实中却成为“孤药”，一盒不到8元的注射用促皮质素，医院中时常难觅踪影，黑市上却卖到数千元。杭州的周女士将求购这种药的信息发到了微信朋友圈，引发广泛关注。廉价救命药缘何“一药难求”？记者调查发现，缺失的救命药往往具备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生产厂家有限、产量少、需求量很有限、价格低廉等。

此次短缺的注射用促皮质素（ACTH）虽对婴儿痉挛症有特效，但这种病的发病率却很低，导致这种药的用量极少，再加上药价很低，因此称得上是廉价稀缺药。这一点，与过去时常出现的“药荒”现象有所不同，以前缺乏的药固然也包括这类药，但更多都属于家庭常备廉价药和医院常用廉价药。

今年6月1日政府取消绝大多数药品定价后，出现“药荒”的几种药品，都具备廉价稀缺药的特点。比如8月4日，广东一位父亲在网上发布“求药帖”，称急需放线菌素D救命,这种药对罕见病肾母细胞瘤有特效，且价格也低到每支不到20元，和ACTH有着共同的特点。此外，抗蛇毒血清以及许多罕见病专用药，无不具有相同的特点，均处于相同的困境中。而过去时常出现的廉价常用药短缺现象，在取消药品定价后，反而极少出现。

为何市场会出现这一新动向？这是因为，放开政府定价，可破解廉价常用药短缺问题。因为廉价常用药的市场需求较大，有用药量作为支撑，一旦价格有所上涨，就会刺激到药企的生产积极性。药价放开定价后，出现了一波廉价药涨价的现象，虽然个别药品涨价幅度一度引发社会关注，但从整体上看，这次涨价是市场的一次合理调整，是廉价常用药的价格回归，而这次涨价，却让廉价常用药重新常见于市场，不再像过去那样“一药难求”。

但放开政府定价，仍难解廉价稀缺药之困。由于用药量太少，即使单价抬得再高，药企恐怕也不愿意生产，因为仅仅为了满足人数不多的一个特定群体，开通一个生产线很不划算。更重要的是，该类稀缺药的流通和储存成本也较大，浪费现象也很突出，比如，药企若向某地配送了这类药，或者医院进了这类药，说不定几年都不出现一例患者，导致药品白白浪费。这样一来，即使药品价格大幅上涨，也会出现“有价无市”的现象。这说明，取消药品政府定价后，虽然多数廉价药所面临的困境能够得以化解，但单靠市场，仍无法解决所有廉价药的生产难题。市场总有短板，总有无法调节到的地方，而用药量极少的廉价药就属于这类药。

可见，廉价救命药严重短缺主要缘于市场之困，市场不能靠自身力量解决的问题，只能在市场之外寻求破解之策。当务之急，应探索建立和完善稀缺药物定点生产制度，通过政府补贴和集中采购等方式，实现有计划的生产。今年2月，国家工信部和国家卫计委等四部委已就基本药物定点生产试点下发过通知，说明对药价放开后的这一市场动态早已有所预见，只不过这次试点只针对4种稀缺药而言，不仅种类太少，而且缺乏一个动态的稀缺药生产目录，只有加快推进稀缺药定点生产试点、明确稀缺药目录增减规则，尽量将所有不能通过市场解决的稀缺药都涵盖在内，则廉价稀缺之困方能早日化解。

此外，还应建立一个稀缺药品交易平台，通过平台动态观察稀缺药品的演变发展情况，收集不同的紧缺需求，使定点生产更有针对性。同时，应探索全国统一的储存和配送制度，以此减少医疗机构单独购药导致的浪费，并面向全国进行稀缺药信息发布，这样既能防止黑市药借信息不畅之机坐地起价，也可减少患者及家属满世界盲目找药的麻烦。

近日，媒体报道称，一盒仅售7.8元的注射用促皮质素（ACTH），是罕见的婴儿痉挛症最有效的治疗措施，但该药在全国各地的医院里都时常难觅踪影，在黑市上却卖到数千元。

关键时刻一些能救命的廉价好用药在现实中却“一药难求”，要么只能用极为昂贵又未被纳入医保的进口药替代，屡屡令患者陷入困境。调查显示，由于廉价药利润太低甚至亏本，一些特殊用药的需求量很少，很多厂商不愿意生产，分销商也不愿意备货。

乍看之下，廉价药“消失”的趋势是一种市场现象，但必须强调的是，廉价药的供应其实是一个关乎民生的重大议题，决定了普通百姓和一些罹患罕见病的边缘群体是否治得好病、治得起病。在这个意义上，化解廉价药的生产和需求之间的矛盾，恐怕很难仅从市场角度着眼。

在很多讨论中，政府定价和政府最高限价被认为是造成廉价药短缺的主要原因。自今年6月全面放开药品定价后（除麻醉药品和第一类精神药品外），那些需求量很小的特殊药品依然断供，还出现了少部分廉价药价格疯涨的现象。药价管控让药企明显感到受限，对廉价药生产动力不足，放开药价却引发了患者对药品涨价过快的担忧，政府究竟管还是不管、该怎么管，成为当前医疗体制改革所要探索的关键问题。

眼下，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改革大方向十分明确，在医药卫生领域，以市场为导向的呼声也很强烈，现行的改革举措也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这种动向，但这并不意味着，一切问题都能完全交给市场。

医疗体制改革必须以为国民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医疗服务为根本目标，这是其不同于一般行业的重要特征，而其中最基础的一点就是体现医疗的保障性。医疗保障的含义，不仅是基本药品的价格有保障，药品的供应更要有保障，如果限价的结果却是客观上没有廉价药可用，政策的保障性便落了空。

应当看到，过去政府对药品价格实施管控的结果不尽如人意，问题并不在于政府干预本身，而是干预手段不够完备。只从限价入手，却没有提供诸如财政支持或者特殊药品储备等相应的保障性措施。

政府和市场有着各自的权责分野，从已有的经验来看，不管是政府大包大揽，还是对市场放任自流，都存在很大的问题。市场活力的充分释放要以政府作用的有效发挥为前提，在那些市场容易失灵的领域，尤其是关乎健康和安全的民生方面，政府有着天然的职责提供基本保障，这是市场很难取代的。

一个领域，一个行业出现了问题，流行的观点往往归结为政府干预过多，致使市场没有充分发挥，希望政府完全退出的呼声由此很高。政府干预过多诚然是一个问题，但一个完全不见政府的市场，恐怕是更大的灾难，世界上也不存在这样的市场。廉价药供应不足的现象就很能说明问题，完全交给市场，那些特殊罕见病种的药品，可能没什么企业愿意生产，更别提穷人能不能看得起病，市场从来不会保证每个人都衣食无忧。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决定性作用，不等于市场原教旨主义，把政府作用没有更好发挥，归结为没有完全放开市场，是方向性错误。

　　新京报漫画/许英剑

【由于价格被管死，谁知道廉价药真实的流通状况？即便一些企业家明知道药品短缺，他们也没有动力生产——多生产多亏损。】

几块钱的婴儿痉挛症药品注射用促皮质素（ACTH），在黑市竟被炒到几千块钱。训练有素的经济学家一听这消息，下意识反应是：价格管制。遵循一般规律，越有效的常用药，越容易遭遇价格管制。ACTH不仅是治疗婴儿痉挛症的良药，同时广泛用于支气管哮喘、严重皮炎、关节炎等疾病，很早就被列入基本药物目录。价格管制的直接后果是，企业生产此种药品无利可图，选择停产。

本着“让穷人用得起药”的初衷，但得来无药可用的后果。今年6月1日起，政府对绝大多数药品取消价格管制，正是基于这样的反思。ACTH应该也在解禁之列，只恨松绑太迟。药企捕捉信息，重新生产流通、价格调整都需要时间，希望这过程越短越好，以免耽误人命。但遗憾的是，这还并未准确反映到具体的市场需求。

为什么是价格而不是其他分配机制？政府管制药价初期，经常会出现这样的情景，在一些药品领域出现，放开管制，价格涨到天上，这个情况属于改革的震荡，在这个时候很多人会嘀咕，以一盒药几千块的黑市价作参考，穷人是负担不起的，但是，指令企业按需生产，医院多加备货，根据政府低价向患者提供亲民药品，打击黑市，既能满足需求，还能打击黑市，岂不两全其美？

首先应当明确，价格高企是管制的后果，一旦放开，价格将不可能回到黑市高价。更重要的是，价格是一束灵巧的信号，它既是供给和需求的信号灯，同时是一柄包含刻度的标尺，其背后信息十分复杂，指示起来却非常简单，即企业只需盯住价格就可以，价格上涨就增产，价格下降就减产，笨拙的企业家亦步亦趋，大体也能满足需求。随着聪明者胜出，市场会趋向完善。最糟糕的市场，也好过最完美的管制分配。

应该看到，如果政府管制价格，企业的眼睛就会被蒙蔽，感知市场的神经被切断了。他们得到的价格都是正规渠道一成不变的售价。企业没有能力搜集真实的市场价格，他们只会根据新闻媒体和政府指令生产。去年3月份上海第一生化药业公司就在药监局要求下，突击生产ACTH。此前此种药品供不应求，黑市价格（也可以说是真实的市场价）已达几十上百倍，企业却浑然不知。

每当媒体报道廉价药消失，总不忘谴责制药公司贪财忘义，但是，很多企业家对此非常委屈，他们声称自己对市面缺药一无所知。我相信一部分企业家是诚实的：制药公司每年要生产几十上百种药品，由于价格被管死，谁知道廉价药真实的流通状况？即便一些企业家明知道药品短缺，他们也没有动力生产——多生产多亏损。

幸好改革已经落实，大多数药品的政府定价已经废除，但愿这事件能督促各部门加快反应。市场早日恢复它应有的样子，会使更多人得救。

□菁城子（《罗辑思维》主编）

本是一盒仅售7.8元的普通药，在医院里时常难觅踪影，黑市上却卖到数千元。记者调查发现，关键时刻一些能救命的廉价好用药在现实中却成为“孤药”。目前，黑市上的ACTH价格惊人。在一个有关婴儿痉挛症的QQ群里，记者发现，一盒ACTH被炒到了4000元，相当于正常价格的500多倍。（9月15日《北京晨报》）

药品市场上廉价救命药难觅，个中缘由条清缕析，药企有药企的成本簿，医院有医院的记账本，真正拽住救命药廉价的腿无非是利润低、收益小。市场经济这条河流里的企业船舶总归是向趋利的流向驶去，药品生产企业不是慈善组织，其本质需求在于盈利，只不过在廉价救命药上并未发觉适当的利润可图，资本的胆子壮不起来。

救命药的源头生产缺乏动力，场外力量却开始蠢蠢欲动，试图在廉价药上敛暴利。救命药价格低廉，生产厂商信心不足，库存告急，于是乎廉价救命药成“孤药”，黑市流通又成就了高价救命药的天堂。用药需求迫切，药品资源短缺，明面里不敢提价，暗地里价格自然水涨船高。一盒区区7.8元的普通药竟然被轮番翻炒，药价提升500多倍，不免令人胆战心惊，而之所以出现这样的怪相，根源还在于将廉价救命药当成了渔利的商品，剥离了治病救人的公共属性。

不单单是注射用促皮质素（ACTH）奇缺，更多类似的“鱼精蛋白”、控制血管痉挛的“罂粟碱”等好用的廉价药，都不同程度地出现过紧缺。药企和医院对廉价的救命药热情不足，直接导致了廉价药的断供。政府对药物的价格和分配管制弊端显现，但是，简单地放开手脚让企业自主定价，让药品供应市场进行自我调节恐怕还不足以达到救命药不断供的良好局面。因为市场已经证明，在一些可替代的救命药案例上，高价药供应不断，廉价药身影难现，一味地以提高药价格来调动药企的生产积极绝非治本之策。

毋庸讳言，廉价救命药附着的不单单可供交易的商品商品属性，更承载着治病救人的神圣职责，既然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下，以行政手段勒令企业生产违背市场规律，那就必须由国家和政府在廉价救命药的药品储备、生产扶持和流通触角上制定政策来兜底。换句话说，应赋予廉价救命药更多的公共属性，承担起更多的公共职能，而不是成为雁过拔毛的商品。

具体来说，一方面是建立政府药品储备制度，对于好用不常用且廉价的救命药品建仓储备，可以探索建立区域化存储制度，避免多地多仓储备增加成本，而区域化还可以及时调配，第一时间将药品送达患者。另一方面，无利可图的廉价药品导致生产热情降至冰点，可以考虑适当给予药企财政补贴，药价不涨、利润可观，相信廉价救命药会常态化地供应下去。总之，廉价救命药所承担的公共职能是政府赋予的间接表达，救命药贵不贵、断供不断供，决定权依旧握在政府管理部门手里，对症下药才能从根上解决廉价救命药断供难题。

8月4日，广东一位父亲在网上发布“求药帖”。称他两岁半的女儿患肾母细胞瘤，急需“放线菌素D”救命；就在当晚，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专家万希润也在微博平台发布长微博，为该院数十位患者寻求此药。记者发现，从今年7月起，不断有来自福建、郑州、河北、上海等地的网友发帖求药。（8月24日《长江商报》）

“放线菌素D”之所以受到患者及医生青睐，缘于其在儿童较为常见的滋养细胞肿瘤治疗上，疗效确切，且副作用较小。据悉，该药在其化疗药物的配伍中不可或缺，若辅之以其他治疗手段，对滋养细胞肿瘤的临床治愈率可达70%—98%以上。再加上每支不到20元的价格，每个疗程用量不超过12支，因而成为患儿及其家长心目中名副其实的“救命药”。

而导致“放线菌素D”全国断供的原因，说来简单：一是价格低廉，缺乏利润空间。虽说现在价格放开，但对如“放线菌素D”等进入医保目录的药品，国家仍会通过医保支付机制和药品招标制度，对药价进行约束；二是用量偏小且不确定。“放线菌素D”所适用的滋养细胞肿瘤，临床上并非常见病，其临床用量显然不会太大。试想，既无利润、又无销量，药企自然看不上眼。据记者调查，目前生产此药的3家企业，有2家早已停产，余下一家因生产线调整等因素，最早也要延至年底才能复产。

苦等不来的救命药，对于患者来说，可谓望眼欲穿。若一味苦熬，则有可能预后不良。若用国外替代品，不说其过大的副作用将给患儿带来多重伤害，就其每支高达6000余元的天价，一般家庭又如何负担得起？其实，似这类频频断供的廉价救命药，又何止“放线菌素D”一种？据相关部门对12个城市42家三甲医院临床用药的调查显示，近些年来，包括氯胺酮、普罗帕酮、博来霉素等在内的廉价药短缺情况严重，短缺品种高达342种。按中国医药企业家协会会长于明德的说法，廉价药品正以每年几十种的速度消失。

这类公众称之为“被断供”的药品，对于药企来说，因为无利可图，显然缺乏原动力；但对于患者来说，却因其不可替代性，而成为生的唯一希望。药企因其逐利性而做出的取舍，或许收获了更多的盈利，但无疑丢掉了药企的“良心”。试想，如果我们的各个医院及大小药店，药架上挤满的皆是利润丰厚的高价药，而再也寻不见廉价救命药的影踪，那还是诸多药企信誓旦旦所谓的“做良心药”吗？如果我们的急救手术台上，因等不来救命药，而眼睁睁看着生命远去，又该谁来为此揽责？

廉价救命药断供，药企各有各的说辞：成本过高、销量不好是理由；企业重组、生产线调整也是理由。或许药企可以等，但救死扶伤的医生等不起，无助的患者更等不起。虽说市场经济应以市场调节为主，但药品毕竟属特殊商品，事关患者安危，除了市场之手，政府之手似乎同样不能缺位。换句话说，在生命面前，什么样的“理由”都不是理由。

其实，在廉价救命药断供这个问题上，有关部门应该大有可为：譬如，可以利用医保的杠杆，对相关药企下达不可替代类廉价救命药生产的指令性计划，作为其药品进入医保目录的前置条件；对用量不确定但又具不可替代性的易缺廉价药，建立国家储备制度，一则解除医院因用量少、易过期而不愿储备的后顾之忧，二则有利于整合资源，跨省调配；对于承担廉价药生产的药企，可按产量、成本综合测评，给予相应的财政补贴，以提高其生产积极性。

此外，监管环节也存在观念更新的问题：在既往的监管工作中，我们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在整治假药及不规范的医药市场方面。其实，因药企过度趋利造成的廉价药频频断供，其对公众健康的危害丝毫不亚于假药泛滥。个中道理，应该不难明白。

因此，药企生产的药品，能否适应医药市场需求，应该作为评价医药市场是否有序、规范的重要标志。相信只要药企真心实意兑现做“良心药”的承诺，加上国家的政策支撑、适度调节及强力监管，廉价救命药频频断供的难题应该不难破解。

“如果找不到这种药，孩子只能用国外替代药品，近6000元一支的价格将使更多家庭陷入困局，甚至放弃治疗”。从今年7月起，不断有来自福建、郑州、河北、上海等地的网友发帖求一种叫“放线菌素D”的药。此次放线菌素D断货，是因生产厂家浙江海正药业有限公司“企业重组后生产线调整尚需工艺验证等”而暂停生产，致全国断货。（8月24日《长江商报》）

事实上不仅是这种“抗癌廉价药”，近年来很多廉价药都出现了断货现象。对此，有人认为这是因为药品限价，导致药厂亏本不愿生产；还有人认为，现在医院压缩廉价药空间，即便进货也只是进一点“应付”。

一个关键在于，廉价药断供既跟定价属性有关，也跟产品属性有关。廉价药存在两种，一种是大众药，一种是小众药。廉价药即便涨价，也不可能走奢侈品路线，只能是适当涨价。对于大众药来说，由于销量巨大，只要价格超过成本，那么“规模效应”即可带来丰厚利润。但对于小众药来说，由于市场空间有限，最终因为缺少“规模效应”，不会带来“金山银山”。这也意味着，对于小众药品来说，除非卖出黄金价，否则“吸金能力”有限。

很不幸的是，“放线菌素D”“是一种比较小众的肿瘤化疗药物，主要用于治疗儿童常见的恶性实体瘤”。面对小众药这个最大的实际，要把价格拔高多少，才能带来“心动的利润”？解决廉价药断供没有特效药，还是得建立特别保障措施。比如说，能不能建立跨医院、跨地区的储备制度，采取集中采购和集中储备的形式，防止局部断供。

不管如何，廉价药断供不仅仅是价格问题，不能完全指望通过市场特别是涨价解决问题。“千难万难，只要重视就不难；大路小路，只有行动才有出路。”拿出改革的精神和办法，多从内因着眼、着手、着力，有的放矢、对症下药，终能创造性地解决断供问题。

近来，一种叫做“放线菌素D”的化疗药物成为热门话题。由于缺货急用，全国多个城市的患者、医生在微博微信上为此发布紧急寻药信息。（《长江商报》8月24日）

放线菌素D主要用于治疗儿童常见的恶性实体瘤，如肾母细胞瘤等，疗效比较确切。正因为用量少，导致药企生产的积极性不高，类似情形的低价药如博来霉素、氯胺酮、普罗帕酮（心律平）也已断货。

便宜却好用的救命药短缺，其实是一个老问题，笔者十几年前做记者时，就曾写过这方面的报道。十几年后，也亲历过一药难求的忧心。我的孩子一次被同学用生锈的文具刀弄伤，要寻一支免疫破伤风针，当时跑遍武汉的各大医院，都没有，急得不行。后来，孩子同学的家长想起青山区的一家企业医院可能有，我们才在幸运中解决了这个难题。每年夏季，寻找抗蛇毒的血清也经常成为媒体追踪的新闻。

某种病明明有药可医，因用量小、利润少，药企不愿生产，医院不愿储备，怕蒙受损失，最后是病人求药无门，这实在很残忍。就在不久前，《中国青年报》还专门报道过罕见病群体面临的用药短缺问题，因为所患疾病罕见，用药更是小众、无利可图，如2014年年初，治疗罕见病卡尔曼氏综合征的低价特效药HCG停产，在求助的第60封信石沉大海后，该病症患者潘龙飞决定用徒步中国的方式为自己维权。2015年8月8日～10日在济南举行的第四届瓷娃娃全国病友大会现场，潘龙飞的事例作为罕见病群体面临的典型医疗困境再次被提起，以寻求破解之道。

可以说，少药比缺医更可怕更令人痛心。人类与生俱来就会不停地与各种疾病作斗争，很多病都曾是不治之症而导致病魔肆虐，造成不少人间悲剧。在抗生素出现前，人类对细菌致病是那么无力，一个伤口感染都是那么可怕。肺结核也曾是不治之症。人类历经千辛万苦，终于战胜了很多病魔，比如天花。当然，也面临着新的病魔威胁，比如埃博拉、超级细菌。找不到对付疾病的办法，那是令人无奈的客观现实，有待不懈努力。而一些疾病跟解谜一样，一旦揭开谜团，便豁然开朗、不值一谈，然而有药之后却因利润少而少人甚至无人生产，成了救人难题，这怎不令人扼腕？

中国医药企业管理协会、中国医药企业家协会会长于明德曾公开表示，廉价药品正以每年几十种的速度消失。不能不说，廉价药缺货本身已成为一种常见病与顽疾，是横亘在病人面前的心头大患。缺医若是天灾，少药则是人祸。医院与医药企业的天职都应该是救死扶伤，理应有好的制度设计来促使医药双方无缝对接，将人类目前已经有能力制服的疾病祛除净尽。

让救命药不再缺货，仅靠医药双方的良心、道德维系还远远不够，有业内人士建议，针对临床必需、不可替代、用量不确定、企业不常生产的抢救用药及罕见病用药，以省或地区为单位建立此类药品的储备制度。这个呼声由来已久，面对一再发生缺药的伤痛，有关方面应该像粮食收储一样，建立某些特定药品的收储制度；也应该允许一定程度的浪费损耗，毕竟这类药并不贵，毕竟生命无价，存药千日，用于一时，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