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初，两院院士新增选名单相继公布。中国科学院新增的35名院士中，8成是高校或研究机构的现任官员；中国工程院新增的48名院士中，超过85%是现任官员；工程院60岁以下新当选的院士中，均有校长、院长、副院长、董事长等职务，仅有一人例外——台湾云林科技大学的杨永斌只有“教授”头衔，没有行政职务。　

客观地说，人们关注官员在院士中的比例并不是不让官员当院士，而是担心学术被行政绑架。当前，我国学术风气本就不正，如果再加上行政化这副枷锁，那真是寸步难行。

可事实往往就是这样，你越担心什么事会发生，它越是会发生。学术圈的事也是如此。在众目睽睽之下，两院新增院士仍然让官员占了绝大多数。　

按说，官员当院士也没什么大不了，不让官员参选院士反倒显得不公平，可问题是，这些官员真的把学术做到“院士的水平”了吗？在网上经常看到当官不易的帖子，官员不堪重负自杀的消息也是接二连三，当官本就如此之忙、之累，又哪有时间做学问？更何况做学问是件枯燥、精细的活儿，公务缠身的官员们能静下心来吗？著名大科学家牛顿，其研究成果大多出现在人生的前期，后期基本没什么建树，就是因为他后来当了官。当了官事就多起来，根本无法再像过去那样潜心研究。牛顿都不行，难道中国那些入选院士的官员比他更优秀？如果是这样，我国科技的高层次创新就不会呈现负增长的态势了。　

其实，当选院士并没有经济方面的直接利益，然而作为“最高学术称号”、一种终身荣誉，仍然让人心向往之，官员也不例外。而对于两院来说，官员的“加盟”无疑“有权好办事”。不妨说，在中国这个大的人情社会里、在权大于法的实际情况下，两院和官员的联合是各取所需。　　　

如果说剽窃是学术界的一大伤疤，那么行政化就是学术发展的歧路。在任何一个国家，学术的发展氛围都必须是自由的，只有自由发展才能充分发展。而院士制度也不能攀权附贵，否则，一旦荣誉变成政绩，院士制度也便成了一具没有科学灵魂的行尸。

要打破这种现状，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因为中国的现实情况是，官员掌握着或者能够掌握到更多的生产资料和话语权，即便是严格按照程序评选，也比普通人更容易胜出。因此，我们在反思院士制度的同时，也不能忽视对权力的约束。

但愿“仕而优则学”不再蔓延；盼学术去行政化不再是一种愿景。